论佛学对儒学思辨方式的提升

本文试图较为深刻地分析佛学对儒学的抽象思维方式的提升:儒学在与佛学的交流中走向对自身体系的自觉反省,并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到近代援佛入儒从而产生现代新儒学。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大慧宗杲视域中的儒学本源、工夫与伦理

正入宋以来,传统儒学进入建构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新阶段,为促进新儒学的塑成,宋代儒者对佛教进行了全幅地认知、理解与评价,以吸取佛教资源。同时,对于宋代佛教而言,如何在新时代下从佛学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与重构,已成为宋代僧人的时代任务。临济宗杨岐派的大慧宗杲禅师正是援佛入儒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宋钦宗赐号"佛日大师",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市)人,临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精神超越和心性本然的回归--试论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道倾向

二程弟子谢良佐作为理学家却被后儒认为有严重佛学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揭示宋明理学融合儒佛道的具体目的和方式.本文认为,谢良佐以追求自然从容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并以之为纽带联结和整合了儒佛道思想,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与儒家正统思想有所偏离,而他的这一偏离正体现了他在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宋明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荆公新学的学术渊源

荆公新学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思想和学派 ,是宋廷南渡之前居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从学术渊源上看 ,荆公新学以儒为宗 ,援佛入儒 ,援道入儒 ,援法入儒 ,援诸子百家以入儒 ,富有兼容择取精神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逃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逸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     

理学发生原由及创始人问题的再考察

理学发生之原由及思想渊源既是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及其与儒学融合的结果,也是魏晋玄学以道家为主体融合儒、佛二家这种尝试影响的结果。处于"唐宋变革期"内的时代特性则是理学发生的前提条件。理学开山也应从比以往更为宽阔的视野去寻找。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张载对儒学价值观的重构

张载以独特的理学视角,对儒学价值观进行了重构。他通过扬弃佛、老的空、无价值观,把价值之真确立在"有"中,解决了名教价值的合理性问题;通过将"礼"与"天"、"天理"相贯通,确立了以"礼"为核心的儒学价值观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对"心能尽性"的逻辑阐发,将"礼"落实为具体的社会伦理原则,并给人带来一种圣人境界的精神受用。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的启示

宋明理学在整合儒、道、佛三教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舍传求经”、“疑经改经”、“六经注我”三个阶段。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新的千年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中国哲学。创建新的中国哲学,第一步,要回到中西马的原创文本;第二步,发现其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产生的问题,对理论的绝对性提出质疑;第三步,在综合各种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即创建有特色的、全新的中国哲学。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周敦颐与佛教关系研究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固然有承"孔孟之教",依《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而"说以寄意""默契道妙"之意;然而结合两宋儒释道三教相互融摄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他与僧寿涯、黄龙慧南、祖心、佛印了元、东林常总等佛僧交往的相关分析,可以推出,禅僧的点化与启发亦是周敦颐理学思想最终形成必不可缺的,其《太极图说》就是初受之于寿涯禅师,在东林常总佛理启发下最终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