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

以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这一典型历史事件为切入点 ,探讨在明代专制统治下 ,王学产生后 ,明皇室对其由禁止、怀疑、审视到利用的历史过程     

晚清社会思想变迁与圣庑的最后演出--顾、黄、王三大儒从祀风波探析

至清季,明末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地位起伏已历200余年,尤其是在光绪末年,围绕着三大儒从祀孔庙的问题,朝野上下引发一场激烈争论.他们的地位变化与从祀的过程蕴涵了晚清学术变迁轨迹和思想领域异常活跃的变动,透露出区域文化权力凸显自身的努力、官方维护正统权威的时代需求以及不同权力间的互动机制.围绕从祀这一事件,展现了不同阶层、权力集团之间以及同一阵营内部对传统的不同诠释与对象征资源的争夺.     

船山研究的历史回顾

清末湘人以船山仁与礼能纲维万世,大肆宣传船山、出版船山著作并上请清王朝．使船山入祀于孔庙,并成为明末三大儒。民国的船山被赋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成为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同时,民国对船山进行了分学科的学术研究。解放以来,主要从哲学、史学、文学……研究船山．比民国的分科研究更为精细。改革开放后,船山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就是学术上的争鸣开始了。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在 儒家 政治 背景 下 ，孔 庙祀 典作 为 学术 与 道统 的象 征，它 操纵 于国 家，充 当了 润饰 政治 和 教化 臣 民的 精神工 具 。明 代孔 庙 祀典 承继 了 历史 的积 淀 ，洪武 以 后孔 庙 祀典 不断 上升 ，目 的 是借 孔 子之 道厉 行“教化 ”。嘉 靖九年 ，明世 宗缘 于 大 礼议 之际 士 儒以 道 统”对 抗君 权 ，屡 次 反对 礼制 改革 ，故而 世 宗通 过降 杀 孔庙 祀典 ，打 “ ” “击士 气 ，显现 君 权。     

胡居仁儒学思想述评

胡居仁(1434——1484年),江西余干县人,明代初期的著名理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儒学的研讨、讲授和践行,曾两次应邀主持白鹿洞书院,对明代儒学的繁荣有着重要贡献。1585年,他被追谥“文敬”,从祀孔庙,得到儒者的最高荣誉。他“慕道安贫,日寻孔颜之乐;穷理讲学,深得濂洛之传……其著述议论,广大精微,高明平实,莫非羽翼六经,发挥斯道。其有功于圣门非浅鲜已也。”他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皇帝、儒臣、宦官间的关系与明朝政局

纵观有明一代二百八十年的历史,有开明君主的统治,也有宦臣阉人的窃权乱政;有名相垂名青史的政绩,也有奸臣当道的祸乱纪录。政局可谓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政治清明、忠良被用,又在怎样的条件下政治昏暗、奸佞当道呢?本文拟从明朝皇帝、儒臣、宦官三种政治势力的组合与消长,来分析明代政局的变化与得失。一、明代儒臣、宦官势力的形成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明代后期政权运作对政府公文走向的影响

政府公文作者大多为朝廷官员,与其他文体作者相比,这是一个对政治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的文人群体,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性,才使得朝廷政权运作上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直接反映到公文文风的走向上来。明代后期公文走向之转变,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政权运作体制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当政者的个人行为所致。     

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的政治功能

本文通过对明代内阁阁臣代逝去的皇帝起草遗诏和代新即位的皇帝草拟即位诏书两件大事,说明阁臣的“代王言”在明代政治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阐述了阁臣在明王朝新旧交替之际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     

李贽与中国的自由传统

从先秦开始 ,中国就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传统。晚明李贽突破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局限 ,将先秦以来、特别是阳明心学对自由的追求落实到感性、现实、社会的层面 ,提出了极富现代精神的自由观。这是中国自由传统的重要发展。它的产生预示着中国传统自由向现代自由的转换 ,是一笔需要我们予以珍重的民族文化遗产     

《易》的发明与张载“太虚”气本之论

宋明理学的创生和发展是在与经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的;具体到张载来看,"太虚"的概念虽然在宋朝之前更为道家和道教所盛言,但是张载利用《易》之"幽明"与"形"、"象"诸说,最终将其内化为儒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成为驳斥佛老理论的重要依据。本文从确定"太虚"的意涵入手,进而具体分析张载对于《易》的利用与其发明"太虚"气本的关系,并以此为理学与经学之互动备作一解。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儒学史上的“治生论”——兼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在儒学史上,元代许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儒者以“治生”为先务的思想。许衡的治生论是基于当时儒者的经济状况而作出的一种应对,表达的是儒者学做圣贤需要先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作为儒学的一个口号,它的确存在着措辞不当的问题。王阳明从儒学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它作出批评与修正。晚明以降,不断有学者对许衡的治生论给予肯定,但这些辩护在策略上都是极力撇清治生与营利的干系,在理论上都没有真正驳倒王阳明。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则从王阳明对许衡治生论的批评中解读出明代儒家伦理有了新发展。儒家伦理在明代是否有了新发展,以及这种伦理发展与社会风尚变化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论《桃花扇》的三种文化意象--兼及其与当时思想意识之构合

孔尚任通过清流名士、秦淮名妓、清客艺人三种文化意象,来咀嚼旧国昔年的文化诗意.作为清流名士,侯方域风流放纵,且具备出众的文采和经世才略.作者并无针砭侯方域之意,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李香君代表了秦准名妓既有文士风又有侠者慨的文采、见识、胆略,以及她们的择夫标准和相夫原则.从柳敬亭们的身上,反映了晚明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交融,使二者相得益彰;也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对下层人的全新认识.     

曹端对周子《太极图说》的理学诠释

在明代理学史上,曹端以其理学诠释学之入路被称为"明初理学之冠",针对后世学者关于理学开山大儒周敦颐重要哲学著作《太极图说》的学术渊源、地位及其哲学内涵的不同评价,他以维护理学的视野,对这部争论颇多的著作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子的《太极图说》是本于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作品,是对其天道性命贯通之学的完美诠释与注脚。     

论高启与魏观:再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明太祖实录>载录魏观七条史料,但对于魏观被杀却不着一词,为重新考察洪武七年魏观与高启被杀案,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高启的个性自由洒脱,而朱元璋对江南士人采取高压与不信任政策,是导致高启辞官的根本原因.或许高启写讥讽诗给朱元璋内心埋下阴影,但魏现在张士诚旧址兴建府治,高启写<上梁文>,触怒朱元璋,因而导致血案.不久朱元璋感觉量刑过重,因而将魏观赐祭,并使之归葬本土.最终<实录>不书,为之隐讳,朱元璋反复无常的个性与魏观所在的苏州是江南重镇,是解开本案的关键因素.     

天真:李德懋的诗歌本质论

追求“真”是李德懋诗学观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天真自然”的体现,因而,作家就应表现出内心的真实(真情)与描写对象的艺术真实,以形写神,从而做到形神兼备,以实现诗人的人格之真与诗作的风情之真的统一。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车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的修养之忍(忍己)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独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