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籍回族学者马注生平新考

清代云南籍回族学者马注是中国回族史上的重要人物,《清真指南》卷一《郁速馥传》是研究其生平最基础的史料。近现代学者对马注的生平研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在基础史料的理解上也存在分歧,某些理解尚存在偏颇。笔者认为,没有材料证明马注中过秀才,《隆中吟》之"隆中"指马注家乡九隆山一带,《樗樵录》之"樗樵"或取名自《诗经》,他与何星文是交游关系而非师生关系,马注在宗人府并未从事讲授宋明理学的工作,岳乐没有答应要给马注"副参谋"之职。     

汉代儿童版“百科全书” 楼兰本《急就篇》小记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教育,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更是有着悠久绵长的历史,相应的识字写字教材在数量和种类上也都十分丰富。而说到古代的蒙学读物,大家对《仓颉篇》《三字经》《千字文》耳熟能详,但还有一部专教人识字的书也流传甚广、影响甚大,这就是《急就篇》。     

梵高《夜晚的露天咖啡座》赏析

文森特·梵高作为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对艺术的贡献是巨大的，300年后对于后人来说像梵高的作品随处可见，众多美术爱好者会将其作品作为临摹范本。笔者透过梵高在阿尔勒期间创作的《夜晚的露天咖啡座》作品为例来赏析，本文从三方面进行阐述：梵高及个人的风格特点；《夜晚的露天咖啡座》解析；临摹该作品的感受。目的：分析油画造型、色彩、结构，通过对作品临摹，感受梵高画油画时画面色彩调和、效果，分析原因。     

国学经典的传播 吐鲁番出土唐写《尚书》残卷小记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使得新疆发现有我国数量最大、类型最多、时代最早的有机质类文物,如纸质文书、绢画、丝、毛织品等,其中尤其文书以数量大、保存好、底蕴深、内容丰富、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中有大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论语》《孝经》《周礼》《礼记》《尔雅》等,又以《尚书》《诗经》最多。这些典籍体现了儒家思想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实证了中华文明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据《说文》谐声、《诗经》押韵及少数民族诗歌格律再论古韵押韵原则

新派古音学者普遍认为,一个韵部中往往包含有多个不同主要元音的对立,而且元音还有长短的对立。但是,汉藏语系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诗经》押韵以及《说文》谐声,都没有长短元音押韵的事例,只会偶见不同元音的韵母押韵。即便在有长短元音对立的语言里,新派古音学者所说的这些对立也不能鲜明地区分开来。《说文》的谐声系统、《诗经》的押韵系统以及少数民族的诗歌押韵系统均表现出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韵尾相同的押韵原则。     

“亚鲁王”回归——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记略

《亚鲁王》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新发现,其文化价值堪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它的发现和出版,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也是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     

祝《中国民族》越办越好

《中国民族》（《民族团结》）创刊50五十年了，真是可喜可贺。自我第一次读《民族团结》到现在，已近30年。《中国民族》是我的良师益友，无论是从工作、学习和生活均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启迪，我衷心希望这个刊物越办越好。     

明清山海经图版本述略

古老的《山海经》是一部有图有文的书,尽管原始古图、汉所传图、六朝唐宋各代记载中的山海经图都没有流传下来,但原始《山海经》所开创的图文叙事的传统仍然保存在明清两代的山海经图中。本文把目前所能见到的明清时期创作与流传的16种《山海经》图本介绍给读者,给《山海经》的图文研究提供更多的信息,以期引起海内外读者与研究者对图文《山海经》的兴趣,搜集更多的版本,并把研究推向深入。     

探究园林与昆曲的审美意境

园林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浸润着精神内涵的物质景观,是东方审美情趣的融合,滋养着一种古朴典雅、独一无二的园林文化。王维首次把诗书画乐的艺术表现方法,与园林的审美相结合,使园林有了新的艺术高度,王维开创了文人造园的先河。从此,文人追求的意境之美,自然融入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人在园林漫游,诗情画意便在心中生。苏州园林与昆曲相映成趣,她充满着诗情画意,拥有着别样的神韵雅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渗透着文学语言、舞台美术,戏剧情节的生成,人物的冲突与曲调的悠扬婉转。昆曲的文学之美,如《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等,这些文本都非常杰出。它们有的是戏曲历史上的名角,有的是文学史上的典型。也有人说昆曲像诗剧,你看舞台中的才子佳人,婉转唱腔就像那锦心绣口、才华出众的诗人,念白与唱腔含蓄典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如诗如画。昆曲是百戏之祖,留韵绵长,灵动的舞台表演就像水墨丹青的纵横潇洒。你看那姹紫嫣红的长袖,随着情节的需要不断挥舞,你听那咿咿呀呀的长歌,在诗情画意中婉转流长,虽无画却成为最动人心魄的妙境,写意的舞台布景,简约空灵,人物与园林相合相生。无花无木之处却让人不禁联想到春色如许,无波无涛之...     

《宋史·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     

乡梦不绝听楚音——湘西戏剧印象

<正>1982年的暮春时节,文学大师沈从文以80高龄重返离别多年的故乡湘西。凤凰,春日午后,黄家大屋。一群民间艺人素面端坐,清唱《孟姜女》、《庞氏三春》、《搬先锋》三出傩戏,随着年逾五旬的女艺人刘玉珍声情并茂、悠     

试论张承志对《野草》《故事新编》的解读

《野草》和《故事新编》是张承志最喜爱的鲁迅的两部作品。尽管张承志没有专文讨论这两部作品,但在他的散文或学术随笔中,曾多处涉及。张承志的解读或阐释包含有三种因素:第一,个人真实、深切的体验;第二,回到鲁迅作品原点;第三,研究鲁迅作品的参照即不变的世相和不平的世间。这是对鲁迅作品生命力的一种积极延续。     

亚瑟·哈图与《玛纳斯》史诗的英译

亚瑟·哈图是《玛纳斯》史诗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是第一个将乔坎·瓦利汗诺夫和拉德洛夫搜集记录的《玛纳斯》史诗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学者,为《玛纳斯》史诗学向西方学术界的延展搭建了一座桥梁。哈图一方面在译文中附有拉丁转写,使英语读者能感受《玛纳斯》史诗的口语特征;另一方面,还完成了大量的注疏性工作,对史诗文本背后的民族文化知识和相关的学术信息进行了梳理汇总,使读者对19世纪柯尔克孜族的史诗传统有全面的认识,也为后来的《玛纳斯》史诗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参考材料。     

《周易》:中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在群经中,《周易》撰作最早、时间跨度最久,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称,故《汉书·艺文志》将《周易》列在最前。它包括三个部分:卦象、卦爻辞、易传。狭义的《易经》,主要就指卦象和卦爻辞。《周易》之撰作“《易》本卜筮之书”,是历代不少学者对《易经》一书性质的判定。这话本身没大问题,但关键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卜筮之书”的涵义。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周易》卦爻辞不过是殷、周时代占筮记录的汇集。     

解密老舍

近些年,为办好民族电影展,我们曾几次整理少数民族优秀影片目录,其中由老舍作品改编的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最终都被评定为经典民族题材影片选入。老舍搬上银幕的作品还有《方珍珠》、《月牙儿》,以及长篇电视剧《四世同堂》、《茶馆》,舞台剧《正红旗下》等。     

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阿来小说的“植物密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来在文坛崭露头角,诗歌、小说、散文众体兼备,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实绩。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从一举成名的处女作《尘埃落定》到二十年后出版的《云中记》,阿来的作品伴随着藏族地区这一神秘世界不断被世人发掘,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植物也越发成为其文学基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态景观与精神世界,两者互相参照、紧密联结,阿来的深切忧虑与文学情思在其间生发、开展,形成独属于他的“植物密码”。     

走进滇西北

在生活的路上，有很多人给过我指引，其中一个比我小了大约十岁。她叫秀兰，出身台湾农家，后来学了美术。1989年下旬，她跟着一群台湾朋友来到云南，偶然相识，从此到昆明来都不住旅馆，非要到我家里打地铺不可。她一年要来几次，每次都带着几本精彩的书，和当年最好的电影插曲的CD，如《邮差》、《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等。台湾那套“电影馆丛书”就是她背来的，我看得很认真，最喜欢的是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访谈，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自述和德国电影人文德斯的电影评论集。     

《圣经》与西方文学——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一

《圣经》与西方文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种种原因,我国在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方面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忽略《圣经》视野,致使在西方文学理解上出现了诸多误读.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可从《圣经》知识、《圣经》象征、《圣经》观念三方面着手.     

肖勤的发现

盘点近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圈,仡佬族女作家肖勤无疑是大家公认的最引人关注的新秀之一。这位一直生活在贵州湄潭县的女子,这两年先后在《民族文学》、《当代》等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暖》、《丹砂的记忆》、《金宝》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并为《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     

三国故事在西域的流传 出土《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小记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一部元末明初的文学经典,它根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经过文学艺术加工而来。现藏于新疆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有研究者认为其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