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同姓不婚”探微

西周统治者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观念出发,十分强调“礼治”的作用,而在礼治的体系中,西周统治者犹为强调婚姻家庭的作用。所谓“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礼记·内则》)。这说明,周人对婚姻与家庭的作用,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强调家庭在社会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试说原始族外婚及周代“同姓不婚”与优生无关

试说原始族外婚及周代“同姓不婚”与优生无关姜亦刚，贾艳红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原始人已经能够认识到近亲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因而有意识地对这种婚配进行了抵制，这样就导致了族外婚的出现。这一观点影响十分广泛。我国学者由于受摩尔根等人的影响，...     

“同姓不婚”的历史探讨

同姓不婚起源甚早,延流颇长。我们沿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探源溯流,可以看出它是怎样从原始习俗到礼制,再从礼制到法律这一发展过程的。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观点,认为夏殷尚无“同姓不婚”之禁,“同姓不婚”最早始见于西周。杨六文主编的《婚姻法教程》称:“中国自西周以来,便禁止同姓为婚。”但详稽史实,似乎还可以上溯到更远古的时代。古籍恒吾:夏段五世之后则通婚姻。《北史、魏文帝纪》:“是殷之五世为限,其法每承于夏,殆上古之禁令皆然。”由殷夏而推测上古的情况。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有:“太昊、伏羲氏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知有嫁娶之礼仪,但关于姓之如何则来记载。刘恕《外纪》有:“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民之不读。”已把姓和婚姻联系起来。到罗泌《路史》有:“太昊、伏羲氏正姓氏,通媒妁,以重民之丽,丽皮荐之,以严其礼,示合姓之难     

也谈齐国的“同姓不婚”习俗

在我国历史上,“同姓不婚”之制为有周一代一项重要的婚姻戒律,并普遍实行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中,其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至唐、宋、明、清诸朝,法律上对同姓通婚也还是禁止的①。但有的学者认为,“同姓不相婚娶”这一条根本规则,仅“为周人所严守”,这一“宗法的约束,在春秋时的齐国已经没有力量了”⑦。此说一出,不乏响应者③,似乎“同姓不婚”这一古老习俗在春秋时的齐国根本不存在了。笔者认为,这实是一种误解。其实,“同姓不婚”之在春秋时期的齐国与在其他诸侯国一样,都是自始至终在规范着人们的婚姻行为的,其制约作用不容忽视和低估。     

周代“归宁”礼俗考略

“归宁”礼俗当是客观存在的古礼，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施行，并在周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毂梁传》中“妇人既嫁不跄竟”的说法当是后来引入的观念，其目的是严格限制出嫁女子的活动，防止淫乱行为。周代“归宁”礼俗最初指的是出嫁女子回本家向父母问安，但时至春秋动荡之世，出嫁女子“归宁”的对象已经越出了其父母的范围，：旷大到本家的其他重要成员上；“归宁”的时间也相应延伸到其父母去世以后。后世的“归宁”礼俗常指出嫁女子回本家省亲。     

从同姓不婚、同宗不婚到近亲不婚——一个制度分析视角

无论传统时代,还是当代社会,男女择偶均有制度的约束。整体看,婚姻建立在与血缘亲属之外成员结合的基础上。从历史阶段着眼,血缘亲属又分为同姓、同宗和近亲。同姓不婚制度建立在维持男系血统传承秩序不紊乱基础之上,优生并非其基本出发点,但它在客观上降低了来自同一祖先者通婚的概率,对优生具有积极作用;同宗不婚完全是出于伦理考虑作出的安排;近亲不婚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民间实践看,同宗不婚的落实效果最好,这是宗族内部有效的自律和约束使然。近亲不婚制度在有服宗亲中便于落实,而一些地区姑舅和两姨姐妹子女在父母的安排下则形成与法律要求不一致的结姻偏好。可见,近代之前中国民众对近亲结婚危害的认识是有限的。     

从周代婚姻礼俗看《关睢》

三百篇中,最为国人所熟知者,自然要数《关雎》。而它的“取冠三百”的特殊地位,又历来引起说《诗》者的普遍关注。 对于《关雎》,诸如“后妃之德”、“刺时”种种陈说,今人已断然不取。现在较普遍的说法为以下两种:1、恋歌说。持此说者,甚或将其述解成现今乡间男女自由恋爱的那副情景。这种以今论古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2、婚歌说。此说实承郑振锋所谓“娶亲时所唱的乐歌”(《文学大纲·诗经与楚辞》)而来。有论者因以反证上古婚礼有吹吹打打的举乐之俗。这又实在是一种误解。 上古婚礼是不举乐的。古代的婚仪体现为一种系列性的过程,是谓“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指婿男亲至女家迎娶,即使贵为天子诸侯,亦必躬行其礼,以示亲敬。亲迎之礼的主要内容,据《礼记·昏义》、《仪礼·士昏礼》,有车迎而无举乐。按《礼记》的说法,“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曾子问》),“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     

论周代军事编制中的“卒”

本文试图阐明周代军事编制中“卒”的规模、性质和作用,探求“卒”的起源,并澄清《史记·周本纪》中所谓“大卒”的含义。 一 在春秋以前,“兵”指武器,“卒”指战士,二者迥然有别。但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卒”不单纯是战士的泛称,而是一种军事编制。《孙子·谋攻》:“凡用兵者……全卒为上,破卒次之……”《荀子·议兵》:“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孙膑兵法·威王问》:“毁卒乱行,以顺其志。”都是在军事编制的意义上使用“卒”     

周代“国人”探析

从西周,春秋至战国时代,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国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集团,学术界至今异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卑者、微者、贱者”,有人却说它“以公、卿、大夫为主体”;有人主张国人的成员是“工商,即富人”,有人又指出它“以农民为最多”。为了澄清这些矛盾紊乱的观念,有必要作如下的探索和辨析。一、国人的由来国、野的划分,在周初是十分严格而慎重的。《周礼》各官职的序文都写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郑玄注:“体,犹分也;经,谓为之里数。”宋叶时在《礼经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

西周春秋时期讲究“礼让” ,贵族间多温文尔雅相互谦让 ,孔子也就主张“礼让”为国。可见“礼让”是其社会风气的典型反映之一。战国时期虽然礼让之风消失 ,但是在尚贤思潮影响下 ,“禅让”之说却一度兴盛 ,禅让成为一项重要的美德懿行 ,甚至还出现了燕王哙让位于子之的事情 ,然而禅让之说毕竟与君主专制制度不相容 ,所以随着燕国禅让之事的失败 ,禅让理论也就顿失风光。周代“让”的社会观念的变迁 ,集中表现于从西周春秋时期的礼让到战国时期禅让理论的兴衰变化。社会观念的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由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政治的过渡     

蒙古族“烧饭礼俗”的文化学解读

“烧饭”是古代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以焚烧酒食祭奠祖先的礼俗.烧饭礼俗从古流传至今,是蒙古族最古老、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项礼仪活动.蒙古族的烧饭礼俗有尊卑之分和男女之别.烧饭礼俗产生的文化根基为萨满教的灵魂不灭论;“女性不洁说”是烧饭祭祀中限制女性的文化根源;萨满教认为,人死后其灵魂到达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但那边世界的生活秩序与这边世界完全相反.烧饭祭祀中出现的违反常态的举动是为了迎合灵魂世界的需求.     

男子“婚睡”有益健康

男子在性交时,因受性刺激而使其性器官、大脑皮层、神经、肌肉系统高度兴奋;射精后阴茎的神经处于不应期状态,对性的刺激突然无反应,性高潮前各个器官的高度兴奋也随之突然解除,大脑皮层、神经、肌肉系统迅速转入抑制期。射精后的男子对外界刺激反应迟钝,     

浅论“婚内强奸”

继上海市王卫明婚内强奸案之后,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先后发生了丈夫强迫妻子与其进行性行为的案件,而当地的司法机关却对这些案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处理。婚内强奸一直是刑法学界争论的话题,婚内是否存在“强奸”,在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存在很大争议。     

论周代庙堂典乐

周人克商作乐,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天子以及邦国贵族经常因内政外交事务在宗庙、朝堂举行典乐活动,政治主宰通过乐官体系对典乐活动进行全面执掌,经过严格培训的乐官充分发挥音乐与诗歌的艺术象征特质,通过歌奏舞统合的一整套既定的乐诗环节传达暗示丰富固定的政治意蕴,庙堂典乐仪式的艺术象征成为乐诗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密切关系到周代诗学观念的成熟,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充实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论周代诗歌的创作特征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以其辉煌的艺术成就俯视百代文坛,对它的研究也早已是文学研究中令人瞩目的热门题目,取得了越来越丰硕的成果。然而在众多的研究中,至今仍有一个被人忽视的现象需要探讨。文学是时代的产儿。如果说,原始诗歌是人类在洪荒远古的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次童真的歌唱,《商颂》是殷商统治者创作的宗教祭歌的话,那么,保存在《诗经》中的三百篇周诗(包括《鲁颂》四首),则是产生于周代社会的伟大艺术。它以其创作地域和作者群体的广泛性、诗歌内容的丰富性以及其艺术水平的高超性,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突起的诗的高峰,也开创了中国诗歌从蛮荒走     

论“大学生婚禁”解除后的高校计划生育工作

高考恢复三十年以来,大学从禁恋--不提倡恋爱--结婚开除--禁"租房"--不限制结婚一步步走过来.在"禁婚令"解除后,教育部再次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中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期间结婚不再需要获得学校同意……可登记结婚".目前,一些高校学生因为恋爱分散精力,陷于婚姻生育的大学生无心向学.甚至出现个别意志薄弱的大学生中途退学,不但学业完不成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新形势下高校计划生育工作应有新的管理办法和措施.     

论婚内损害赔偿

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了一项法律空白,但现行的离婚损害赔偿并不能完全兑现过错赔偿原则,只有使不离婚的受害方也能得到救济,才能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本文就婚内损害赔偿的立法根据、社会功能、赔偿范围、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阐述自己观点,希望能对完善婚姻家庭法有所裨益。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