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反一体化”运动

欧洲"一体化"与"反一体化"运动是相伴而生的。在"一体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反一体化"运动总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既有国家层面,也有政党、民众层面;既有坚决抵制而态度强硬者,也有总体上支持而部分持有异议者。"反一体化"运动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有其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其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反一体化”运动

欧洲"一体化"与"反一体化"运动是相伴而生的.在"一体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反一体化"运动总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既有国家层面,也有政党、民众层面;既有坚决抵制而态度强硬者,也有总体上支持而部分持有异议者."反一体化"运动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有其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其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文学性”魂归“人学”

"文学性"在文学评论界一直是个长谈不衰的话题,很多时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存在。谈论"文学性"只有从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论题出发,回到"人"、"人性"这一层面,才算是触及到了"文学性"的根本。     

“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柳诒徵“史学致用”论发微

在史学研究之中,"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两种治学态度常被相提并论。孰是孰非,众说纷纭。一代史家柳诒徵高张"经世致用"之旗,明确反对"为学问而学问"。对其"史学致用"论潜研深探,并与当时相关论说相互比较,则可发现"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之争,层面有二:第一层面易有共识,第二层面则殊难调和。当代论者探讨两者之争,多将两个层面混而为一,益发淆乱。因此回顾柳氏"史学致用"之论,梳理二者之争,也就极有必要。     

试析“中国化”概念内涵的三个层面

"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其内涵包括本质论、价值论与方法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面。从本质论层面来看,"中国化"概念所承载、所包蕴的主要是一个反思性、纠偏性的议题,它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界对中国近百年来学习输入西学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批判,也是对于一种理想的学习输入西学模式的追求、倡议。从价值论层面来看,"中国化"是一种判断,但这种判断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事实分析,而是一种肯定性质的价值判断。它所认可的应该是中国文化界在引进和学习西学过程中成功的、积极的方面,而不是其整体,更不包括这一过程中的负面性因素。从方法论层面来看,"中国化"指的是中国文化界引进、学习、化用西学一些行之有效的路径与方法。     

“以房养老”：一种补充的养老保障模式

"以房养老"作为中国新出现的一种养老方式,分为抵押房式、出租房式和出售房式三种类型,有其适应的人群和存在的现实基础,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制度层面的长期性、技术层面的多阻碍性和观念层面的难逾越性的障碍。然而,"以房养老"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模式,拥有从侧面缓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能够部分缓解城市住房的供需矛盾等积极功能,可以作为中国一项补充的养老保障模式。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若干思考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离不开高水平教师教学能力的支撑。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层面协调配合方能取得实效。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完善和落实相关政策制度是前提;教师教育机构努力推动课程与教学改革创新是基础;高职院校优化"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平台是关键;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加强自身修炼是根本。     

“具体”与“节制”:“反右”创伤记忆的自述伦理考察

1990年代以来关于"反右"这一创伤历史经验的自述,多是在"施难/受难"的逻辑框架内展开,并以悲情诉苦和对怨恨情绪的声泪控诉为主要内容,但这种叙述模式和逻辑并不能体现历史与自我反思的深度。就创伤记忆的自述来说,"反思性"这一伦理尺度要求苦难的叙述不能止于毫无节制的控诉与宣泄,还必须具体而节制。在此,具体与节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叙事要求,也是自述者应具备的一种伦理态度。     

存在主义的“诗”之“思”——论作为象征剧的《雷雨》

在存在主义视阈中,艺术通过象征的召唤进入"诗"之"思"。从这样的思路来把握《雷雨》不失为一种新的诠释途径。首先,在《雷雨》中作者从"情欲"——伦理叙事角度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把握,体现的是"诗"(象征之艺)中蕴涵的"思"(生命之惑)。其次,《雷雨》在诗学层面建构了超现实的梦幻形态,一方面表现了生命存在感与艺术创作观的内在统一性,同时又以有限的存在方式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表达了对生命存在近乎寓言式的思考。其三,作为一种悲剧范本,《雷雨》的悲剧性象征的能指层面由"周公馆"和"雷雨"组合为一个象征性时空秩序体,曹禺从中体察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以及生存性焦虑,将自我的存在体验上升为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悬书”、“露布”源流考

自汉魏以来的"露布",是作为征讨檄文和报捷文书而存在的,但是"露布"的起源却为早在先秦时期的"悬书",这种"官文书"的发布与传通方式,作为由上而下政治传播的主流而存在。当它们作为由下而上或者由民间到民间的传播方式而存在时,则是被严格限制和禁止的。这反映了由先秦初期封建君主制,到秦汉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层面的历史巨变。     

高校“水课”综合治理策略探析

课程是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针对高校普遍存在的"水课"现象,需要从教学观念、学校顶层设计、办学条件、教学管理制度、教师、学生等层面进行认真研究与分析。新时代本科教育要淘汰"水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多维度系统化的"水课"综合治理体系,包括领导要高度重视与常抓不懈,完善学校教学管理制度,转变教学观念,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推动实施课堂革命,健全课堂教学评价机制,建设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各类型"金课"等,方能切实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全面推动一流本科建设。     

论大学语文教学的“多”与“少”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语文课堂教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方面,"大语文教育观"的渗透增加了技能训练的容量,致使学法的指导与应用成了课堂教学的有机部分;另一方面,教法落后,走不出"满堂灌"的窘境。大学语文教师应妥善解决好课堂上"多"与"少"的关系,提倡教学民主化、追求教学个性化、实现教学时间简短化和贯彻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     

新奇考卷:变“三写”为“三创”

传统的课堂教学,学生是"上课听写、复习抄写、考试默写",是为"三写";如今的教学改革要变"三写"为"三创":有点创新,来点创意,多点创造,是为"三创"。文章以"三创教学"为基旨,以一次创新考试的具体分析为例,一方面详细论述此次创新考试的过程与成效,以求实证由"三写"到"三创"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着重阐述这种教学创新在当今教育环境下的重要启示作用和对今后教学所能起到的示范作用。     

“自主学习”与英语语法教学

文章在阐述"自主学习"原则上的英语语法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介入语法知识层面的教学,从而切实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帮助学习者在已有知识层面上建构新知识;培养语言学习思维、开拓语法结构使用视野、提高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     

孟子思想中“仁义”与现实联系的中介——“时”

孟子思想中"仁义"的实现离不开对"时"的把握。孟子"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身、家、国、天下这四个层面。在"身"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个体行为不应拘泥于"仁义"之名;在"家"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拘泥于"人伦"之名;在"天下"与"国"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执政者不应拘泥于尊卑有别之名。     

民族中小学汉语教科书文化取向之“道”与“器”

对于民族中小学学生来说,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他们的第一语言是自己本民族语言。汉语教科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工具。从"道"和"器"层面来看,汉语教科书的文化传承通常有"公共文化"取向和"双文化"取向。鉴于这两种取向各自存在的局限性,汉语教科书应坚持"民族化"取向,既要反对"公共文化"取向,也不赞成"双文化"取向。"民族化"取向要求教师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要,在教学目标、内容、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和安排,避免照搬以汉语为母语的语文教学模式。"民族化"取向较之"公共文化"取向和"双文化"取向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既有助于澄清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科书与作为母语的语文教科书的区别,也有助于汉语教学中充分体现和尊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特点和规律。     

晚唐五代时期的特殊疑问句“S1？S2Neg？”

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疑问句"S1?S2Neg?".这是一种特殊的疑问句群,其句末的否定词并未虚化为语气词.这一特殊的疑问句群产生的动因是强化的语用需要,生成的机制是选择问句或选择关系的疑问句群与正反问句的糅合.糅合现象不仅存在于单句层面,而且还扩展到了复句层面甚至句群层面,这种"糅合说"对于"S1?S2Neg?"这一特殊的疑问句群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再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是90年代初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十六大过后这一问题有了更深更广的内容和含义,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笔者从四个层面上,即从"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前一阶段之"特色"与后一阶段之"特色"、"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与其他"特色"的比较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