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以唐长安与宋东京为例

唐宋时期,我国古代里坊制由鼎盛走向崩溃。这一崩溃过程,萌芽于唐代中晚期的长安城。北宋东京开封城内,里坊的崩溃,以"侵街"为突破口。由于宋廷极力制止,使得崩溃过程出现了复杂性与反复性,直至北宋末年,里坊制才彻底走进坟墓。从此,宋东京城内街市、楼阁遍布,官民混合而居,呈现出崭新的城市景观。     

由礼泉坊三彩作坊遗址看唐长安坊里制度的衰败

考古资料证明,唐代长安城中,存在很多烧造砖瓦建筑材料的窑址,特别是礼泉坊三彩作坊遗址的发现,表明至迟在天宝年间,唐长安城严格的坊里制度已被商贸活动的逐步扩大而突破,并日益衰败.     

唐代长安城的里坊

唐代长安城是从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到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年)建成的。外廓城内主要是居民住宅的坊,隋炀帝时候一度改称为里。唐代人们或称之为里,或称之为坊。吴融和贾岛都曾亲自到过或居住过延寿坊,吴融称它为延寿坊,贾岛称它为延寿里。姚合“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同一首诗,既云坊,又云里,里坊并称,可见里坊是一样的。     

北朝的“坊”

"坊"是中国古代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内容."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所蕴含的功能是多重的,其含义的不断变化也是透视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以地方志书为主的历史文献,大多以"坊巷"为核心概念来描述宋代城市的城区形制,存在将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内容混同记载与概念混淆的现象。遵循由表及里、从解构历史文本入手的路径来作分析,梳理其所记载的坊区、坊额等内容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一,从城市管理制度的层面看,虽然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出现了坊、界、隅等各种别称,但不必每见一别称就另行归纳出一种"制度"。从制度的内涵看,可以将当时的城市管理归纳为在厢司与坊区两级之下,慢慢出现一个以巷为中心的更低的职役层级,最终形成了两级三层之制。其二,在坊额与街巷的关系上,前人或者强调坊只是"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或者断言"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都有失片面。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历史文本所传递的关于"坊"的失真景象误导之故。宋元地方志书的编纂者们出于其"名者,教之所自出也"的立场,在详尽记载某些城市的街首巷口所建立的、上面书写有"美名"之坊额的同时,鄙视出于俚俗、多非雅驯的街巷地名,以为"本不足录",极少记载,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坊主巷从的假象。因此,我们应该摆脱以"坊"为中心来构建两宋时期城区布局的传统思路,回归以巷陌构成的长条街区的历史现实。同时,这种讨论,也可以视作历史文本与史实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唐代病坊刍议

病坊唐贞观时期已出现 ,时称疠人坊 ,至迟武则天时代有了病坊这样的名称。它以病人为收容主体 ,南朝齐梁的六疾馆、孤独园等已具病坊的雏形。在病坊建立中 ,除了佛教因素 ,不应忽视中国传统思想 ,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官办病坊中病人除了依赖政府救济 ,还必须从事一些生产劳动 ,条件许可仍要外出谋食。从性质看 ,它是一个以工助赈 ,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慈善机构。     

唐都长安城坊里管理制度

唐都长安城,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一座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布局规整并有众多人口的大都城。都城内的士庶百姓居住区,以坊里为其分区单位,整齐地排列于外廓城。唐朝政府对其管理有一套严密的制度。研究长安城居民坊里的管理制度,会使我们深入的了解唐代的都城制度和市民生活。     

唐代西州僧尼的社会生活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书,分析唐代西州僧尼与坊里居民、与其本家以及僧尼与寺院之间的关系。     

唐代坊市制与工商业

唐代有关置市的规定只限于官府在城市中设置的市 ,不适用于农村自发兴起之市 ,官府根据城市人口、地理位置、商品经济发展等情况 ,对市的设置提出不同要求 ,他们对市场交易、市场秩序和市容的管理 ,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市虽限制了工商业的营业时间 ,但市内工商业只是城市工商业的一部分 ,坊内工商业可昼夜营业。工商业发展对市的增加和坊市内工商业活动的兴盛有促进作用 ,而对街禁的破坏作用不大。     

唐代悲田养病坊初探

唐代悲田养病坊是设置于寺院、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慈善机构,它源于佛经中的“悲田”思想和僧俗赈济贫病的善举。唐长安年间(70 1—70 4年)政府开始把它纳入国家救济体系,直到唐末。其经济来源为官府供给、官置本钱的利息、寺田收入以及信众的供施。悲田养病坊在唐代虽历周折,对后世慈善机构的设置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

公元 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 ,随后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建立和向外扩张 ,于是大批穆斯林作为使臣、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 ,出现了许多“住唐”的“蕃客”和“胡商”。唐宋政府在广州等地穆斯林聚居区内建立“蕃坊” ,并在唐宋法律中制定了管理“化外人”的条例。有学者认为唐宋“蕃坊”享有“治外法权”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唐西州里正铨拟、上直与县吏分片管理制度①

唐朝立国不久,就废止了乡正长,里正长成为地方基层管理的重要力役。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唐朝铨拟里正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为了保证政令及时传达、对乡村事务及时了解和处理,唐代实行了里正上直及县吏分片管理制度。     

六朝建康里坊制度辨析

六朝建康里坊制度辨析卢海鸣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六朝故都建康（孙吴时称建业）作为今国“七大古都”之一，更是人们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有关六朝建康里坊制度的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从已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或含...     

西海固回族乡村“分坊建寺”调查与研究

本文以宁夏西海固回族乡村“分坊建寺”为研究对象,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梳理乡村回族分坊建寺的历史线索,分析当前回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分坊建寺存在的特殊类型与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并对如何解决乡村回族社会中的“分坊建寺”现象进行思考。     

寺与坊：二元视角下探析回族寺坊组织的作用与地位

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分化问题日趋严重,挖掘乡村社会内部传统整合力成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以“寺”与“坊”两个空间纬度说明了寺坊组织在回族乡村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并探析了回族寺坊组织作用及范围的延伸问题。由此刻画了当前回族乡村社会中传统社会整合实体的发展、变迁的现实状况。     

双节孝石牌坊

双节孝石牌坊位于雅安市北上里乡牌坊坝。距上里古镇约500米，是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清廷为褒扬当地韩氏姑媳双守节敕建，坊体为四柱三间出檐石雕坊。坊高11．25米，基座7．8米，出檐1．1米。上刻戏曲故事二十余折，一百余个戏剧和寓言故事。人物衣着简朴，栩栩如生。正中镂刻二龙戏珠，双风朝阳，础石刻有青狮白象，神态自然，造形逼真，镌刻精细。坊前屹立石桅杆一对，高十多米，圆柱、八方、双斗，更增磅礴气势。是我国封建制度制度束缚妇女的见证，也是我国石雕艺术的精品。     

蒙养于正——张载的“正蒙”思想

张载《正蒙·乾称上》对"正蒙"含义及其精神实质的阐发可谓详尽至极。对张载"正蒙"思想的探究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正蒙"的上达——天人一体、"正蒙"的下学——仁孝之理、"正蒙"的内转——正己立诚。同样作为文化觉醒意义上的词汇,西方的"启蒙"近似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蒙",但二者在文化构成与发展方向上却有着不同的期许。通过对举"启蒙"与"正蒙",旨在发明"正蒙"在中国传统文化论域中人文教化、修德成圣的气质特征。     

现代化视域下的民俗文化格式化——基于八坊河州民俗变迁思考

在特殊的时空坐标中,河州八坊人是一个“民俗群体”,并承载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回族民俗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八坊回族民俗表现为：恒定的伊斯兰信仰与变迁中活跃的伊斯兰思潮并存;“回藏”贸易与变迁中的经济“中介者”的被挤压;民间社会组织——“者麻提”在变迁中和国家权力组织各司其职;坚守伊斯兰文化特质和现代化过程中八坊其他民俗的变迁。虽然八坊民俗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排他性和封闭性,但在现代化的洪流中,八坊文化作为一个回族区域文化,同样严峻地面临着被主流文化形态格式化的境遇。     

回族寺坊组织运行及其影响

寺管会作为维系回族寺坊运转的核心组织,对其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功能.寺坊在获取多种运转所必须的各种物资、声誉和威望后,主要用于清真寺学员的吃、住、清真寺阿訇的工资、清真寺的杂项支出,以及与其它寺坊之间关系上的走动、一些宗教活动的举办等.在寺管会运行正常的时候,其财务状况良好,人员比较稳定.但在失调的时候,则正好相反,会造成阿訇的提前离任、清真寺运转困难、寺管会本身的解体、寺坊成员的宗教积极性受到打击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