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出发诠释社会意蕴——论费孝通教授对社会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社会范畴是社会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概念基石。但西方社会学对其概念意蕴的认识却陷入长久的理论迷思,已不能在解释人类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上产生卓识洞见。中国社会学对于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基石性概念尚缺少理论自觉和独创性,基本沿袭西方不同流派的观点。费老打破了西方社会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在社会整体结构内部发现了"生活"这一"隐性在场"的核心结构,建立了社会范畴的生活论研究范式,从而破解了围绕社会范畴的一系列理论难题,为社会学的发展确立了正确方向,也为中国社会学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改变,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以及"史学危机"引发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大讨论,使人们对以往的研究范式产生质疑,"现代化范式"应运而生。"现代化范式"的兴起,提供新的历史价值观、新的诠释历史问题的方法,对推动中国对现代世界变迁和自身历史命运的认识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使用西方观念、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于是在理解中国宗教方面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困扰。首先是宗教研究的基本词汇和概念问题。中国学者不仅接受了"宗教"等西学词汇和概念,而且在以西方的"宗教"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时,竭力靠近西方人对宗教的界定。其次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宗教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宗教在中国之存在,很多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中国人世界观和共享性精神遗产都无法进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之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宗教的主体性解释难以确立、中国宗教研究理论难有突破。因此,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已成为中国宗教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     

乡土人类学研究回顾（上）

从西方学者试图借乡土社会把握中华文明以来,中国本土学人面对中国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的危机,以"乡土关怀"为核心,形成了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其间,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学术的反思、传承与超越,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社会研究必将突破各种理论和范式的束缚,迈入新的阶段。     

社会资本及其本土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为各个学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式,这正是它的重要价值所在。不过,社会资本理论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存在概念过窄、解释范围过宽之嫌;社会资本概念混乱;社会资本理论混淆了社会资本的来源与结果。国内在引入社会资本概念时,一定要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社会资本,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资本理论。     

中国近三十年文化研究的批判意识与批判焦虑——以当下中国性别文化研究为例

文化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视野,经过近30年的历程,已经逐渐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经过中国化的过程,呈现出的比较显著的特点便是打破传统知识的研究范式,以文艺作品与文化现象的外部批判为策略,实现着对于现实机制的探讨。然而在这种批判意识的发展之中,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资本文化的强大力量显露出收编文化研究所开拓的理论空间的趋势,制造出文化研究者在批判过程中的新一轮焦虑。本文即以当代中国性别文化研究为例,全景式地分析近30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所具有的批判品格和由此所带来的新的危机与挑战。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范式转换——以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引入为视角

当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传统的刑法理论和研究模式已经不能应对风险社会的种种人造风险,而风险刑法或安全刑法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我国的特殊国情,且没有相应完备系统的立法范畴和范式作为依据,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人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并因为司法工作人员滥引用风险刑法的相关不成熟的理论,使得人们的自由权益受到侵害。因此基于更为周延保护法益的考虑,转变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范式,以最小的刑事成本获取最大的法治收益。     

改革开放进程助推中国模式形成的理论范式

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反映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及其发展趋向的强烈关注。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渐成型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既有别于传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以社会主义为制度文明载体的独特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体制特征,人们概括出了"中国模式"的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重要的实践价值。     

社会主义范式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

范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一个新范式的产生标志着人们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邓小平理论以一系列新的理论、概念、方法开始了社会主义范式转变.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在新的范式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只有从范式转变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才能科学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西方理论移用之反省——以戏曲研究为例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中国的学术也逐步转型,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这无疑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然而在新传统中,西方的理论一直占据着思想制高点,时常被奉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绝对标准。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似乎正在酝酿着某种突破。一些学者持续反省新传统的某些偏颇,思考某些外来理论范式与本土事物/研究对象不吻合、甚至矛盾之处。本文将以戏曲研究为例,具体讨论三个以西方戏剧及理论枘凿中国戏曲的个案。从表面上看,这三个案例互不相关,但是其背后却隐含着某种带共通性的问题。总之,本文将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反省以西方标准衡量、判别中国本土事物的理论倾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主要流派及其整合研究述评

新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大有成为主流分析范式的趋势。但自从西方政治科学研究者将其纳入政治分析视野以来,内部流派纷呈,理论阐释与概念界定一直不能殊途同归。国内的研究者们在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的译介过程中,一直跃跃欲试,大有和国外政治学者共谋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加以整合之势。文章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为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问题的学者提供一些思索与启迪。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     

从韦伯到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由来已久.费正清之前主要受欧洲思路的影响,费正清之后,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美国汉学界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形成一套影响深远且不同于传统欧洲研究模式的体系.文章在总结比较韦伯、费正清、施坚雅等中国城市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评述它们各自的利弊得失以及各种外来理论在运用于中国本土研究时的意义与局限.     

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

禅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美学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当代禅美学研究在禅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佛禅与中国传统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研究角度主要是分析禅与艺本质上的深层联系以及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艺作品中总结禅美学的内在规律,研究方式已初步突破传统美学的感悟式思维,而趋向于涉取西方、哲学、心理学的成果。禅美学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存在着视野狭窄的问题。     

试谈“气”与“象”范畴的深刻内涵与中医学发展的广阔前景

“气”范畴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伟大发现 ,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 ,而“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 ,又具有科学的应用价值。“气”是中医学的立足之根 ,但对气的认识目前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阶段 ,终有一天 ,中国古代的“气”概念得到挖掘和阐发 ,将可以跃升为具有现代或后现代意义的科学理论。“象”的实质是气 ,是气的流动。中医学以“象”为依据 ,来理解人体构造和生命机理 ,这与西医学以形体为本质不同 ,在整体层面上又高于以形体为本质对人的研究 ,使中医学比长于把握事物的静态类别的西医学 ,在把握动态的个别方面 ,具有优势 ,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药物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原因 ,这种治疗上的成功在科学方法论层次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说 ,中医学因为有自己深刻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论 ,从而它的发展根本上不是对西医式的物理化学模型的还原 ,而是有着特殊的广阔远景 ,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文学理论:中国与西方

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名目繁多,都先后输入中国,从世纪初即如此。中叶以后,文论的西潮更汹涌流入两岸三地,众多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崇洋趋新,以西方的马首是瞻。20世纪西方文论内容丰富,有助于文学析评,却也有艰深或欠通达的不足。中华学者从这些文论中有所得益,却也有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而贻笑大方的。至于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论虽见成果,但难免有偏差;一般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文论则只作极有限的"接受",甚至完全忽视。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国多入而几乎没有出,出现严重的文化赤字。本文作者建议中华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重新诠释,并斟酌应用于实际批评,然后考虑向西方输出。作者认为可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一个中西合璧的文论体系,让雕龙成为飞龙。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直持续着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从“有无之争”、“名称之争”到今天的“方法之争”,即用什么和怎样来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其中,回视传统、挖掘经典成为这种探寻的一个重要方向,也即向中国古代思想寻找资源成为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新趋势。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创新性研究、挖掘阐释性研究、中西比较研究、问题应用性研究。以国际关系视角重新解读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会存在语言、方法论、选取偏好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回归历史、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自省和成长,即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成果和确立自身文化传统根基的平衡中寻求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不仅反映了Glocalization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效应,也是对中国思想界悬置一百多年的东西（中外）和新旧（古今）两大难题再一次的尝试性回答。     

刘师培小学的拓展研究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中西交融,作为国学大师之一的刘师培,其小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刘师培在继承乾嘉朴学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西方之理论,在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而外,将小学研究的触角,深入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在为民族民主革命制造舆论、勾勒远古社会风貌、反映社会历史进程、树立传统批判意识等方面独树一帜,影响甚巨。刘师培的小学研究不但提升了传统小学的研究价值,而且也为现代语言学的构建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