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视域下艾滋患者的复原力研究

作为社会工作优势视角与生态系统观的综合运用,提升复原力不但有利于艾滋患者增强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更有利于消除社会歧视,促进公民社会建设.艾滋患者的复原力作为个体经历压力情境后成功应对的一种特质、过程及其结果,在本质上是来自个体内外的各类保护因子,并通过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综合机制而发挥作用.因此,培育艾滋患者复原力的社会工作策略至少包括:从生态系统观出发,坚持复原力培育的优势视角:运用社会工作综合手法,激发艾滋患者的内外保护因子:尊重艾滋患者群体的多元性,实现复原力培育的本土化.     

论小组工作介入艾滋病防治的理念与模式

在遵循尊重保密、互助互惠、民主参与和赋权的原则下,在艾滋病防治中引入小组工作,可以有效地缓解艾滋患者及其相关人群的情绪问题,提升艾滋患者及其相关人群的相关认知和技巧,促进艾滋患者之间的互帮互助和社会支持网络,并实现社会的接纳与融合. 具体来说,艾滋病防治中的小组工作可以采取治疗模式、互惠模式、社会目标模式以及发展性模式.     

艾滋孤儿社会支持状况及社会支持系统建构

随着人们对艾滋病的深入了解,艾滋孤儿的生存状况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艾滋孤儿是随着艾滋病的出现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由于面临着家庭困难、社会歧视等现实问题,艾滋孤儿成为社会中典型的弱势群体.因此,探讨艾滋孤儿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尚未能够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进而建立一定的社会心理关怀模式,建构社会支持网络,更好地满足艾滋孤儿的需求,促进其健康成长是非常必要的.文章通过对艾滋孤儿的实地调查,了解艾滋孤儿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处境,分析艾滋孤儿的需求,探讨建构艾滋孤儿社会支持系统的途径和方法.     

云南省沿边地区艾滋孤儿生存现状及应对策略

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是艾滋病防治重点省,紧邻世界毒品源地、经济欠发达与边民的大量流动,使得云南的艾滋病防治与艾滋孤儿救助安置工作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与严峻的挑战。近年来,云南省艾滋孤儿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家庭人均生产收入显著减少,辍学率与缺课率高,他们生活在社会歧视与自我歧视之中,孤立无援、生活贫困、心理压力大,与非艾滋孤儿存在明显差异。现行救助活动虽对改善艾滋孤儿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生活环境、立法与身心健康等依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艾滋孤儿研究:回顾与前瞻

作为伴随我国艾滋病大规模扩散而产生的一个双重社会弱势群体,艾滋孤儿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日渐丰富起来,并集中于艾滋孤儿的基本特征、生存状况、社会支持、具体需求、现有服务体系以及未来救助对策等六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文章在对现有艾滋孤儿研究所存在问题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文章提出未来的艾滋孤儿研究应该转变研究理念,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方法,并注重比较性研究。     

浅论艾滋病对中国儿童权益的影响

从人类发现艾滋病到现阶段的二十余年时间,艾滋病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也给这些国家的儿童造成了极大伤害,包括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和艾滋孤儿。如何有效保护而不是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尤其是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加大宣传教育和干预措施,提高全民预防艾滋病的意识,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偏见,给予他(她)们尤其是儿童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孤儿更多的关爱,使他们和正常儿童一样在社会理解和宽容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HIV感染与艾滋病的社会文化维度

ＨＩＶ感染与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从社会医学的角度看,艾滋病并非仅仅是ＨＩＶ的感染对人类免疫系统的损害,在ＨＩＶ的传播和艾滋的患病过程中,社会、文化和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对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与ＨＩＶ的起源和传播的关系,社会文化压力对艾滋病口才和ＨＩＶ感染者的压力进行了分析,并就有关艾滋病防治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     

我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发展分析

与中国30年的艾滋病防治历史相对应,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的发展可分为关国门堵艾滋期(1985-1988)、艾滋围追堵截期(1989-1994)、隔离与疏导并存尝试期(1995-2004)、科学防治艾滋期(2005-至今)。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有五个特点: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参与模式;预防为主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模式;以科学为本吸收国际经验并适合国情的艾滋病防治制度;比较完善的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制度;‘防治’与‘打击’并重,法律灵活服务于艾滋病防治。就防治艾滋病相关法律政策而言,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国家。     

"关系孤岛":农村艾滋孤儿社会化困境及纾解途径——来自鄂豫农村艾滋疫情高发区的社会调查报告

艾滋孤儿,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部分省份农村艾滋病疫情爆发的"附带品".艾滋孤儿与一般性普通孤儿的最大区别就是家庭及其个人社会关系的全面断裂,形成了一个"关系孤岛".那么,以政府为主体的针对艾滋孤儿的救助措施就应该从艾滋孤儿社会关系"孤岛"的断裂处出发,从艾滋孤儿的主体性出发,重新建构艾滋孤儿正常社会化的社会关系结构基础.     

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

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艾滋病高发区,那里的艾滋病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血。但在河北省邢台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的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卫生部公布：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72．6%；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邢台市“医院输血”与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状况如何?有关方面对此有何解释?邢台“艾滋问题”将带来哪些社会隐患?     

艾滋病低流行地区参与防艾国际合作项目的比较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通过对甘肃省参与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的梳理,讨论参与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对甘肃省防艾实务工作带来的作用影响。甘肃省通过参与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促进和提升了全省整体防艾的水平．特别是在防艾理念、社会支持环境构建、防艾技术、工作经费支持、业务人员培训、社会组织建设、对外学习交流等方面作用显著。同时部分项目在执行周期、资金数额和项目设计思路等的限制,对更深入地推进甘肃省防艾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研究建议在甘肃省新一轮五年（2011-2015）防艾行动计划中,应紧密结合地方实际,注重对艾滋病国际卫生合作项目引进的针对性,以提升项目运作的本土适应性。     

社会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

西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社会弱势人群和艾滋病性传播的桥梁人群,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引起关注。本文采取社会文化研究视角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贫困、性观念较开放、性知识缺乏、婚姻习俗、转婚传统、使用汉语能力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文化结构失范、宗教信仰约束力减弱、医疗服务条件较差等因素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生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应针对相关因素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及预防干预。     

HIV感染与艾滋病的社会文化维度

HIV感染与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从社会医学的角度看 ,艾滋病并非仅仅是HIV的感染及对人类免疫系统的损害 ,在HIV的传播和艾滋病的患病过程中 ,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对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与HIV的起源和传播的关系 ,社会文化压力对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的压力进行了分析 ,并就有关艾滋病防治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角色管理:社工角色的困境与解决

研究指出,社会工作在中国方兴未艾,但面临着角色不清、角色冲突、角色紧张、角色超载等角色问题。功能角色理路与实务角色理路是社工角色研究的理论基石,但也需要一种角色管理方案。社工扮演着事务性、补偿性、增益性三类角色,事务性角色厘清了首要职责,补偿性角色提供了社工发展的实践舞台,增益性角色为社工提供准确的专业角色。     

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全面开展常规检测探究

艾滋病检测人数少、检测时间晚已经成为我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一个＂瓶颈＂因素。其原因有：现有检测方式存在自身缺陷、不利社会环境的影响、宣传不到位等诸多制约因素。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拓展新的检测渠道。开展知情不拒绝（opt-out）进路的艾滋病常规化检测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能够很好克服现有检测方式的不足,淡化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希望破解检测之瓶颈。     

艾滋病群体权利与残疾人权利并轨保护刍议

歧视是有效应对艾滋病疫情的重大障碍。然而,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以来采取的各种“专项”措施无意中却加深了人们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出于反歧视的目的,至少应该在法律上将艾滋病包含在“残疾”的开放性定义之内,将艾滋病相关人群保护纳入普遍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之中。此外,应扩大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的适用范围,使之涵盖艾滋病群体,最终使两个群体的权利保护并轨。     

青少年艾滋病的抗感机制研究

当前,社会对青少年艾滋病的关注度很高。但是,青少年是一个多元化群体,不少青少年表现出了对艾滋病病毒的抗感特征,探索青少年面对艾滋病病毒时具备的抗感特质意义重大。借鉴生物免疫理论,基于对16名青少年的深度访谈,结果发现：青少年艾滋病抗感机制分为免疫监视、免疫预警、免疫激发、免疫效应、免疫增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既包括心理层面变化,也包括行为方式改变,而且均有其所处阶段的抗感因素和核心动力。当前,在协助青少年积极防范和正确面对艾滋病风险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社会治理、自我关注、赋权增能、危机应对、主体塑造等社会工作免疫技术,不断激发青少年的抗感机制。     

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伦理难题

在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目前我国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仍然面临一系列伦理难题,如性道德教育与性健康教育存在明显冲突,商业性性行为干预面临伦理、法律或政策困境,同性恋者面临“道德多数”的社会环境且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多性伴行为动机复杂,安全套推广仍然面临伦理、法律争议和实际困难,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等。面对这些难题,国家应在调整艾滋病防治工作格局、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同时对艾滋病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具体难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刍议

艾滋病(AIDS)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流行给医学伦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文章对我国AIDS防治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伦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同时也呼吁全社会为HIV/AIDS人群创造一个宽容的伦理关爱环境,有效遏止AIDS的流行。     

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基本策略以及与志愿服务的关系:历史回顾与反思

社会工作产生于志愿服务。在寻求科学化的慈善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始终与志愿者保持着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注重在社区的场景中把个人改变和社会改变结合起来。但是,在成为政府提供直接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专业之后,社会工作把专业地位的寻求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专业内部,出现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冲突;在专业外部,出现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平等合作关系的断裂。全球化带来经济竞争的加剧,改变了政府的基本社会政策,促使社会福利服务从政府为主转变成多方参与的多元服务模式。80、9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政府和市场机制的限制,鼓励非政府组织加入社会福利服务系统。这样,在全球化处境下社会工作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专业位置,它不仅是政府多层面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与非政府组织等各种社会资源合作的政府代言人,只有通过与志愿者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才能在社区中充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符合本地需要的专业服务。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经验也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帮助中国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