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及其反思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本次刑法修正案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修正案在刑罚结构调整、刑罚执行制度完善、死刑适用限制和民生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刑法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明显提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鉴于此,本刊特邀请九位刑法学者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进行全面地研讨。     

社区矫正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研究

社区矫正在国外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很多国家已有此方面的立法,比如美国、德国;但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2002起年仅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对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乃至刑罚制度的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     

试论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的重构

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度制定时间较短,制度设计上重刑主义色彩浓厚,背离了外部性的相互性原理,实践上存在着刑罚本身因素和刑罚超过因素导致的执行难现象,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基于学理性的分析和对外法的借鉴,建立单位犯罪刑罚准备金制度、强制性的内部干预处罚制度、区分性刑罚制度,是解决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困境,实现刑罚善治之良策。     

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以太原市迎泽区为例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太原市迎泽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使用频率偏低、软硬件水平落后、监管乏力、队伍素质不高等。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如下:建立行之有效的、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立帮教基地,潜移默化中改变服刑人员;建立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加大基金投入,提高矫正机构的软硬件水平。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发展与创新

从部分省市地方立法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改革主要围绕调解组织中立性?调解活动权威性?调解程序规范性及调解人员能力提升等目标展开,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体系?改革举措主要包括调解组织独立设置及运行经费财政保障?专家咨询制度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构等?各地改革举措的背后均有其自身经济及社会发展条件的支撑,全国性的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改革应当注重应地制宜?节约社会资源,并在专家库整合?调解队伍整合和司法资源整合等方面进行探索?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社区矫正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尊重人权的司法文明理念,是非监禁化的刑罚执行方式。刑罚执行从消极的监禁矫正逐渐演进到积极的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本身功能作用的必然结果。我国的社区矫正存在着适用范围过窄、地区标准差异较大、主体职能划分不合理、缺乏专业社区矫正队伍以及社区发育程度较低等问题。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对于逐步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尤为必要。     

农村流动人口罪犯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虽然在很多地区开始了试点工作,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目前实行社区矫正的社区主要还是指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还是“盲区”。如果以三个理念源——利益协调、和谐理念和生存发展权为基点,并对观念、立法、管辖、形式、机构、队伍建设六个方面问题进行考量,就能探寻出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罪犯社区矫正的路径。     

社区矫正制度的三大根基

社区矫正制度根基有三：一是社区及功能理论,二是新派理论,即刑事实证学派社会责任理论,三是刑事理性。社区矫正的事实基础在社区,社区的教化功能是矫正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现阶段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组织、协调,社区参与、矫治、帮扶的矫正模式,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区矫正自身演变的轨迹。新派理论主张通过矫正实现对犯罪的预防,在犯罪处理对策上注重将刑法刑事政策化,其与社区矫正之间是根与叶的关系,后者生发于前者。刑事理性把人当成人与使人成为人的观念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正确走向,是社区矫正的价值归属。     

严而不密:对当前我国受贿犯罪法律规定的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顺应社会发展,对提升刑法抗制犯罪的效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第13条的颁行,暴露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法律规定在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相关法律术语等存在的主要问题,使得实际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与立法初衷相差甚远.从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技术及传统思维方式上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呼吁尽快建立受贿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的循环经济及其制度创新

在资源短缺和环境容量不足的双重约束之下,循环经济模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制度创新则是实现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循环经济的制度构建应包括三个方面:法律法规、经济激励或市场制度以及公众参预制度。我国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要立足于我国实际进行制度创新。要在进行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加强执法的力度,运用经济激励制度引导生产者的行为,鼓励公众参预循环经济。     

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从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入手，着重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路径，即地方政府应履行自己的产权职能，以制度创新促进产权的多元化，并通过产权保护，解决微观主体的动力激励问题；以制度化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创新关系；退出市场职能领域，实现制度创新的范式转换。     

关于我国社区参与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举措

社区是居民生活、活动的基本场所 ,社区发展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 ,长期而持续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源泉。本文试图从中西比较的角度 ,探索关于我国社区参与的一些制度创新和政策举措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政府创新对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维系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单独进行分析,其创新的原因在于激励和压力双重外力下的制度变迁,由于交易成本较低的自身特点使其具有创新的优势.而由于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障碍.创新的模式可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创新过程中由于经济人的特点容易出现异化的效应,而效果则应该结合政治、经济及社会三方面的因素综合予以考证.     

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创新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历经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纵览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结合我国国情及高等教育的实际,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创新要从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形成评估主体和类型及方案的多元化、大力加强社会评估中介机构的建设这几个方面入手.     

在社区矫正审前评估程序中引入担保制度的探索

在社区矫正审前评估程序中引入担保机制,是近年来成都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着力推进的一项重要内容。部分试点地区的司法实践效果表明,通过运行担保程序,可充分调动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矫正监管工作中来,这有利于充实监控力量。本文对审前评估程序中引入担保机制的重要意义、审前评估程序中担保机制的制度设计(包括担保主体及具体要件、担保程序、担保人职责等)以及进一步完善担保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等进行了探索,希冀对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作用以预防和减少刑释人员再犯罪有所裨益。     

对我国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思考

非刑罚化运动是与非犯罪化并驾齐驱的当代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之一,是刑法谦抑思想指导下,要求严格收缩法定刑罚圈,广泛适用刑罚的替代措施。在非刑罚化运动的影响下,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非刑罚化已成为主流。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顺应这一潮流,进行了与我国有关的方针和政策相吻合的一系列如社会服务令、监管令等突破传统司法模式的制度探索。目前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建立符合“双向保护”原则指导下的保护观察制度,并坚持制度尝试,完善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的推行制度。     

浅谈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完善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单位犯罪现有处罚制度上的缺陷,特别是单一的罚金刑制度无法达到处罚和预防单位犯罪的刑罚目的,来论证改革罚金刑和增设单位资格刑的必要性。其次,提出了完善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立法建议,如改革现有罚金刑,增设限制单位营业活动,取消单位营业资格等针对单位犯罪的资格刑。     

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的对策

借鉴和把握国际环境立法的经验和趋势 ,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 ,探索加快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和进一步完善环境立法的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