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民主政治

一、历史地看待经济与民主政治 第一,人类早期的经济与民主.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民主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相伴生的.中国古代从原始军事民主制向国家过渡时期,没有出现货币经济,缺乏足以摧毁氏族关系和旧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以至奴隶主专制统治和封建宗族关系延续到清政府的才灭亡.     

普鲁士官僚制度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清朝与普鲁士官僚制度比较

18世纪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清朝的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皇权高度集中,成为君主专制的典型国家,而在同一时期,同样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普鲁士却逾越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界限＂,自成一派。但普鲁士的官僚制度对于今天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渊源

中央集权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二千多年,虽然有其罪恶的一面,但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本文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起源、特点和影响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因素三方面入手,试图深入地剖析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以冀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给予较为客观的、接近历史原貌的评价.     

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严复的开明专制思想

一、"无道之专制"与"有道之专制" 甲午战争,泱泱我中华,败于日本,举国震惊.知识分子们在思索战败的原因时,认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罪魁祸首.于是,出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潮.严复可谓是这一思潮的急先锋.严复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辛亥革命在东北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头的枪声拉开了中国资产阶级貼革命的帷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资产阶级“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东北三省的革命党人在这一伟大斗争中同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为埋葬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创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论中国古代国家政体的选择

中国至晚从秦始皇的统一全国开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就基本确立了,以后历代相承,不断完善,延续二千一百多年之久。这种政体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学界已有多方面的分析,但中国为什么选择了君主专制政体,又为何能历时久远,却未见有令人折服的解释。作者不揣鄙薄,拟从文化史的角度作些分析,以求教于大方。     

先秦儒家人治思想流变及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治思想从西周后期脱离神权法思想的束缚到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并逐渐成为官方的主流统治哲学,为以后漫长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早期人治主义思想在施政过程中的应用达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效果,但是在以后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却逐渐体现出种种的弊端,为中国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延续埋下了隐患。     

试论卫齐风诗中原始婚俗的残余

一、《诗经》时代氏族制度的残余 世界各族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都有一个氏族制度逐步蜕化的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大约要延续到战国时期,而在春秋以前,即《诗经》产生的时代,还存在各种氏族制度的残余。 周族在灭商以前,尚处在氏族社会的后期。古公亶父“俾立家室”,结束了“陶(掏)復(覆)陶穴”的野处穴居阶段。太王之后,周族酉长的正妻才有姓名可考,说明婚姻上的专     

赐死制度考论

赐死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特有的一种对贵族大臣实施的死刑执行制度。几千年来 ,史不绝书 ,但有关这一制度的论述却鲜有专文。本文论述了赐死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大体时代 ,并对赐死制进行整体考察 ,揭示赐死制度的内涵与实质 ,分析君主和臣子对赐死制度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赐死制沿用不衰的原因 ,评估赐死制度对数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作用和影响。     

国家权力制约机制与强化人大监督职能

国家权力需要制约,是由国家权力的性质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一种与社会相脱离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的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渊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公职。在原始民主制时期,各种公职“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由个别成员来担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承担公职的“个别成员”是社会公仆,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氏族制度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而它的各机关     

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

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武昌起义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那么孙中山让位则标志着这个高潮的最后完成: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让位”涉及对孙中山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关系到如何     

皇权与皇权政治--《明代皇权政治研究》评介

我国历史上,自秦代到清代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形态.这一延续21个世纪的政治形态,对我国的历史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它的内容、结构、历史变迁,一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我们有幸看到同济大学李渡教授的新作<明代皇权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全书不足22万字,却很耐读.     

论商族早期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

夏代之时,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整个社会形态、氏族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母系向父系、由父系向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终向原始的国家雏形过渡、变迁。对于商族而言,其始祖契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王亥王恒时期已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而大约在上甲时期商族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形。商族国家的形成之路,颇有些与后世那种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模式相似,或者可以说有些像是征服者日耳曼模式。     

黑格尔的“封建”观及由其引发的思考

黑格尔对西方封建政体和君主政体的区分,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君主政体不是封建政体的延续,而是与之发生的决裂.这一君主政体为近代理性国家奠定了基础.以黑格尔的区分来反观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在经历了类似西方领主封建制的西周时期之后,进入了一个长久的君主专制时期.这一君主专制既不同于领主封建制,也难说是"地主封建制",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理性君主制,勉强为之的话,可以说它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封建制".     

略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有限分权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 ,君主虽然在横向与纵向上最大限度地双重集权 ,但与之对应的有限分权仍然存在。通过对有限分权原因及变迁过程的分析 ,本文推断 ,双重集权之下有限分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并且理应成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得以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

“血亲复仇”是氏族社会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表现为:当某氏族或部落的成员遭受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伤害时,受害者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认为是对其整体的侵犯和伤害,并对肇事者氏族或部落进行集体的报复行动,以求获得相应的报偿。这种报复常常由血腥的械斗发展为大规模的氏族战争,持续很长时间。同时,“血亲复仇”也成为一种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习俗沿袭下来。人类学、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处于氏族社会这一发展阶段时都曾有过“血亲复仇”;同时学者们还发现,即使在本世纪,仍处于氏族社会的民族依然保留复仇的观念,遵守这一习俗。血亲复仇的具体方式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特点,但这一社会现象和习俗却是世界性的。它在整个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制、父系氏族制到军事民主制都是十分盛行的,是原始战争的重要原因,血亲复仇战争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野蛮,残酷,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在氏族社会晚期即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它逐渐转变为同态复仇、以赎金赔偿代替大规模的血腥仇杀。此后,尽管大规模的血亲复仇不再那么盛行,但作为一种观念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乃至现在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     

建构民主的政治逻辑——从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出发

人是社会动物,人在社会中的自由离不开秩序。为了社会秩序,人们建立国家。国家的使命是保证人的自由。这决定了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把民主制看作是类概念的国家制度,认为它不是建构出来的,是国家制度本身的自我规定。但是,在国家形式范围内的国家制度,即作为某种具体形式而存在的国家制度,则是人们建构起来的。民主建构的政治逻辑表明,民主制是人们普遍的追求,但应该以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形式呈现出来,则取决于具体国家与社会的现实条件和发展可能,没有定规,更没有统一的模式。     

对恩格斯“起源论”的三个误解

母系氏族社会是典型的氏族社会,在与之相对应的对偶婚制度下,夫妻也是生活在一起的,“走访婚”不属于对偶婚。母系氏族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家户经济”。父系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瓦解时期的别称,不能视作与母系氏族社会并列的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在所谓父系氏族社会阶段,部落联盟发展为军事民主制,出现个人性质的权力并从此开始了向国家的演进。     

中国、欧洲大分流的政治表现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提出“大分流”理论,一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发现,这一观点在分析中国与欧洲在历史发展中的大分流是有明显缺陷的。随后,“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对“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政治因素即制度因素的变量,其目的是从政治上解释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因素,但依然是经济分析的视角,而没有将政治制度这个关键性因素作为比较的内容。政治最为关键的制度是权力制度,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制度,最终定型于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始于屋大维时期,在对待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上,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是大相径庭的。古代中国在体制内几乎对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异议而得以顺利推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主要来自思想界。欧洲思想界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几乎伴随着欧洲整个政治发展史。因此,对君主专制的态度彰显了中国、欧洲大分流在政治上表现的客观实际,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是基于这一制度的分流展开的。     

论中国古代制约君权的理论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习惯于把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等同看待,在谈到统一有利于进步、分裂有碍于发展时,就自然地肯定了随着大一统而出现的君主专制制度,仿佛只有君主专制方能大一统,方能中央集权。这种思想框架阻碍了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利弊作历史的分析,也不利于对中央集权作具体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