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中的中国哲学范式的自我反思和期望

从1995～1996年的"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参见<中国书评>第3～10期),到近来的中国哲学正当性的反省和检讨(见<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都显示出一种研究者对自身所从事的中国哲学这项工作性质和状况的不安与困惑,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进行一次自我反思和自我检讨了.     

中国哲学:对话与建构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哲学界往往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哲学领域当中的主要分支.无论从空间的角度看,还是从时间维度看,这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从空间上看,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其他地区,一般很少对哲学作这样一种划分.就西方的哲学界而言,除哲学史外,哲学的分支一般被区分为伦理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等等.从时间上说,尽管西方哲学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初已传入中国,但20世纪下半叶以前,中、西、马在哲学领域并未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逻辑地看,这种区分无疑存在种种问题.事实上,人们对上述划分以及由此形成的格局也已提出种种责难和批评(这种批评以后可能还将延续),然而,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的哲学界,以上区分已经成了一种本体论的事实.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     

对话哲学与哲学对话的范式

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有学者主张从不同研究范式的比较中强调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意义。然而,这却需要进一步说明不同研究范式何以能进行对话这一前提性问题。这是因为,不同范式之所以能够进行比较,是因为它们同属于一种对话哲学。要使哲学对话富有成效,就必须将不同哲学研究范式之间的比较转换为对话哲学视域下的不同对话范式之间的比较。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其对话的意义应该在更为广阔的方面展开。这样,哲学与时代之间的问题式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解释学对话、不同哲学之间的宽容性对话,就构成本文论及的哲学对话的主要范式。     

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1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

哲学研究范式蕴涵着哲学运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体现着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变革。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创新范式。反思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继承和创新,合理对待学科与学术、问题与意识、规范与自由、文本与精髓、心性与治学的关系,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自觉意识。     

创新哲学的基本范式

创新是一种范式转换成另一种范式的过程 ,创新哲学其本质意义在于 :创新是超越常规和传统 ,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卓有成效地解决新问题 ,开辟新境界 ,进入新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活动的辩证统一的集合体。创新哲学的基本范式包括 1 2个方面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研究在近百年的探索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四套集理念和方法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冯友兰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模式和民族哲学模式两个部分,它第一次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张岱年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形式和范畴分析方法,它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侯外庐范式的主体部分由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构成,它隐含着一个从现实针对性出发理解文本的深刻洞见.牟宗三范式第一次以超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解释儒家哲学,它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康德的本体理论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度.这四个范式各有其优缺点,都一定程度上使古代文本在现代语境下获得了重新解读,但都未触及古代语境的自明前提.     

对马克思哲学范式与其后裔诸范式的比较研究

由库恩提出、经拉卡托斯发展的范式概念,其简明界定应推库恩所说的"研究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物"。马克思哲学的原创范式具有一元性,若脱离其原创文本,加入非马克思的论述,将无从维护其一元性。马克思哲学在其后裔中分化,沉积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等诸范式共存的格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出张岱年哲学、毛泽东哲学、冯契哲学等多种形式,而由毛泽东开创、改革开放后转型成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完整成果,其范式的独创性在范式诸逻辑肢上鲜明地表现出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几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不仅寻求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进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论证,而这就涉及到了哲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尽管由于受知识储备及时间局促等条件限制,这些讨论尚欠深入,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仍不失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限定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那么,使用"范式转换"的论者,无论是认为这一转换是"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从本体论哲学范式到认识论哲学范式再到价值论哲学范式的变革".从"物"的哲学范式向"人"的哲学范式转换,从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的转换,从"看世界的哲学"向"改造世界的哲学"的转换,还是"由朴素实在论思维方式向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转换"等等,所欲说明的问题都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半个世纪的形态演变.将马克思哲学视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哲学,而将它所批评的传统哲学归结为理论哲学,当能更好地表达马克思本人哲学革命的实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转换的实质.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下)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与互动(上)

林安梧强调,本质主义引起了方法学上的谬误与错置,治中西哲学不能陷入“本质主义”的圈套。例如,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自由意志,先秦儒家就很重视自由意志,只是后人把它磨损掉了。他倡导“后新儒学”,提出“约定主义”,主张通过“五证”的方法回到原典,使中国文化在学习民主科学中起调节作用。欧阳康认为,哲学的本性就是对话,但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处于独尊地位,对话一度困难。1978年以后,哲学界最大的进步是哲学本性的恢复,走上了对话之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自己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并且与“西马”相比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还应继续倡导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邓晓芒认为,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实际上是理性精神,是一切对话的平台,中国历来缺少它。儒家的自由意志只是现象,其本质上并不尊重自由意志,只是把规定好了的东西(如天道等)让人去选择。这些问题离开本质主义都说不清。郭齐勇认为,哲学最重要的本性是宇宙论式的终极关怀,这是中西哲学沟通的平台。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是自由意志的前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康德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样也是前提。除了理性之外,“智的直觉”更重要,它是生命和实践的学问,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也是相通的。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哲学观照下中西修辞的契合与差异探究

中西修辞学在体系运作及策略使用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哲学层面的内省和改造赋予修辞学关乎人类认知能力及心智发展的思维共性,使修辞得以由言辞润饰的功能范畴逐步过渡为隐喻性的心理机制。因此,哲学观照下修辞语篇的分析不仅有利于社会交互和权利实践中话语生成模式的深层解构,同时也有助于人类修辞动机和意图的真实性还原,进而为西方话语霸权硬核的瓦解和中西修辞学的对接融合提供可能性。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中国传统哲学有如下重要特点：一是注重人生与伦理;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三是具有无神论传统;四是具有唯物辩证法传统。     

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下)

近代以来,如何整合知识论和价值论,从而建构新的哲学体系,是整个世界哲学的根本任务.从中国哲学方面来看,在原有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知识论,是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而牟宗三的"三统并建"、"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就是一个范例.但时至今日,中国哲学界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其根源恐怕在于没有在更高的层面上处理好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关系.本文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道体、性体和心体.道体是一个超越的和绝对的本体世界,由值、气和理三种基本元素构成.值是"价值元",乃价值的存有、意义的存有;气是"质料元",乃质料的存有,为物质世界的本原;理是"形式元",乃理则与知识的存有,包含值理和气理两类.三者的特性各有不同:值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或者说是纯真、纯善、纯美的;气本身虽然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但又包含着导致真、善、关和假、恶、丑的可能性;虽然理本身也无所谓真、善、美或假、恶、丑,却包含着真、善、美和假、恶、丑之理则.     

价值哲学的困惑与思索

现实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困难,表现了价值哲学的困境。后期海德格尔通过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力求超越把存在价值化的价值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摧毁了一切理性批判和价值选择的标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力求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重建某种普世的价值和伦理。这些当代价值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在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路中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前提。     

20世纪上半叶哲学观论争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道路

探索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道路, 从根本上说是探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关于哲学观的争论, 从“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哲学作为反思人生的思想”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探讨为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 那就是: 在当代中国, 作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或“学术”而存在,而且是作为人民愈益普及的“学养”而存在的。     

再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将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对立起来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上述对立的源头不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比较研究,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理论的曲解.以往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全盘否定态度应当改变,这不是"颠覆"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应当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