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

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是指检务公开在法律精神和原理上的依据,其不同于检务公开的现实需要和价值功能,也有别于检务公开的重大意义。检务公开的法理基础在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检察权的监督,以此观照检务公开的实践,应该充分关注检务公开的广泛性、真实性以及接受反馈的制度化。     

检务公开制度的法理思考

检务公开制度是检察权运转体系的重要制度。有必要从法理学视角,研究其制度法理价值,对检务公开制度进行政策与法源背景分析,探索当前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对制度提出的应然要求。结合检务公开制度的实然法律要求,就检务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论科学发展观对法律监督的指导意蕴

人民检察制度具有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内在品质。检察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领悟其蕴涵的法治价值,把握其价值内核、价值精髓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检察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法律监督权是否可能

在中国的宪政结构中,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担负着保障宪法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功能。但在实践中,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运作中国检察制度,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同时,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严重缺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中国检察制度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因此,全面厘正和恢复中国检察权的宪法精神,建立科学的法律监督权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确立法律权威的要求。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检察法律监督能力建设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在积极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建设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着检察工作的发展.正确界定检察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评价标准,寻找影响检察法律监督能力诸因素,寻求提高检察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实现途径,既是推进社会和谐中检察效能发挥的关键,也是检察理论研究中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     

论检务公开方式的多样化与正当化

检务公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司法运行的公正性,而提出的对外公布检察机关履行职责情况和有关信息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检务公开要坚持最大限度公开这一原则,在公开的内容上要考虑我国具体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在公开的方式上要追求多元化与正当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相关文件,结合我国检察实务,我国检务公开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向利害相关人、诉讼参与人的直接告知公开;向民意代表以参与、参观、旁听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公众的全面、广泛的公开。为实现检务公开方式的正当化,检务公开应做到最大限度公开、方便人民群众和有利于推进程序公正。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问题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效监督和规范行政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从行政失范表现和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切入论述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从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对行政执法检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的立法建设、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界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程序三方面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体系。     

论检察法律监督权的本质

对检察权的定位问题决定着检察体制改革的方向。对我国检察权的定位,须考虑国家的宪政架构和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配置体系中的作用。检察法律监督地位的确立决定于司法体制对政权组织形式的顺应,决定于公共权力合理配置及社会有序管理的需要。检察法律监督权在本质上是对错误适用法律的纠偏权。     

检察人员出席二审庭审的法律地位及其举证范围

检察人员出席二审庭审的法律地位和举证范围的确定 ,直接关系到检察人员能否充分履行检察职能 ,实现二审程序的价值目标 ,但因法律依据不够明确具体 ,长期困扰司法实践。将检察人员在二审中的法律地位定位于广义的法律监督者 ,以坚持有错必纠作为划定其举证范围的原则界线 ,则既有必要的法理依据 ,又能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 ,无疑对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特色的控辩关系——以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明确了检察监督的根本法依据,刑事诉讼中的检察机关既是法定控诉主体,同时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法律监督者与控诉者身份合一的司法体制特征决定了对控辩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应当立足于检察监督的视野之下.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法律冲突问题的法理认识

法律冲突是一种重要的法现象,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规范冲突,还表现为权利(权力)冲突;法律冲突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法律冲突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并认为过于强调法律冲突的负面作用是片面的,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冲突实际上已成为法律变迁的动力,因此,必须建立起一套调整法律冲突的灵活运作机制,以发挥法律制度的最大效用.     

法律理念:法律的社会化进路

中国法律的社会化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已近20年了,这场旨在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观念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其理论设计和实践效果昭示:以往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只是法律条文的社会化,而法律理念的社会化才是法律社会化的进路。     

法律的和谐与法律解释

一、法律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和谐”这一称谓在法学教科书当中尚无提及,法学家们也无专门的论述,但这决不意味着法律的和谐不能成立。尽管并无明确的提法,但是在法学理论当中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到法律的和谐问题。我们并不想对法律的和谐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我们只是想通过“法律的和谐”这一称谓来表达法律中的和谐思想,这一思想从法律自身来说就是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不同的法律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就是法律与社会的协调统一,法律能够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正义。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可…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律移植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立法工具。关于接受国本土文化对被移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学界鲜有关注。从现有理论推演出的"与世隔绝的法律精英"假设和"文化决定"假设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法官在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可预见规则的适用情况。根据中国法院的实践,可以对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个新的假设:一个法律规则被移植到另一国之后,接受国的法官能够了解该规则的含义,但当该规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时,本土文化会成为补充考虑因素,影响法官对法律责任大小的判定,一般不影响归责。     

法律思想的"外"与"内"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这一变革带来了新的对法律的巨大需求。法律的发展必须在维持现存秩序与协调环境变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这些发展都离不开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支撑,缺乏了思想与文化底蕴的法律,是不能赢得社会对它的尊重的。有鉴于此,如何为变革时期的中国法律寻求思想与文化上的资源,就成了当前理论法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这里,我们特约了三位中青年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价值评判等角度对此展开论述,编辑而成这组笔谈,以飨读者。     

论权利义务之间的转换

法律权利转变为法律义务和法律义务转变为法律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发展常态,也是社会转型的微观显现。研究权利义务之间的转换既可以充分认识人类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可以为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将何种行为确认为权利义务提供理论基础。因此,需要对权利义务之间转换的原因、表现以及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法文化和法文化学概念

法是由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等非常丰富多彩的要素所组成的社会性、历史性的产物。对于这种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复合性构造的法,在此拟从＂法规范、法体系＂和＂法实态、法秩序＂,以及＂法文化＂等三个要素加以阐释,并针对法文化学的机能和作用加以探讨。     

高校招生法制化初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发展,依法治校已成为必然趋势。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作为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制化即“招生法制化”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因此,明确“招生法制化”的意义及其对招生工作的基本要求,将招生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确保高校招生工作的健康、有序、高效和公正,对于贯彻落实依法治校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到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法律论证中融贯论的必要性

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征.建立在可反驳性规范基础上的法律知识体现出三种特性,即可衡量性、跳跃性和可转变性,这表明法律知识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不确定基础上的,以这样的规范为前提所进行的三段论推理,只能获得逻辑上的有效性,无法保证内容上的正确性.为满足法律知识正确性要求,论证理由必然涵盖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甚至伦理规范,使它们形成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为法律决定提供实质性理由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