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思想与中西文化契合

洪秀全思想与中西文化契合齐春晓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在历史潮流的驱动下，大胆地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欢迎和吸收的态度，试探性地走出了一条“洋为中用”的道路。并且在利用西方基督教的过程中，找到了中西文化契合之处，为中国人民打开眼界走向世界突...     

从学理层面重新审视阶级的概念与理论

本文梳理了西方学术界自马克思以来关于阶级的概念与阶级分析的发展脉络,分别阐述了马克思、M.韦伯和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流派的观点。马克思与M.韦伯分别确定了两种阶级分析的学术范畴,后继的学者则按照这两种学术范畴对他们的阶级概念进行了解读与重新定义,但是新的定义导致了阶级概念更为模糊,阶级概念成为了社会科学与政治斗争中一个颇受争论的核心概念。自198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者与新韦伯主义者都致力于研究阶级概念的操作化问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可供经验研究的理论框架,两条阶级分析的脉络自此逐渐走向了融合。     

中西科学思想的相应性初探

由于近代科学技术主要是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本文通过中西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发展,及其与西方科学思想存在着多方面的相应性,论述了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独立存在发展的科学思想。     

全球化、后现代与人文科学的未来

本文旨在探讨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中人文科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策略，在介绍詹姆逊、德里达、麦克林等一些西方当代学者有关看法的同时，本文对中西文化传统作了若干比较， 以图阐明全球化趋势带给人文科学的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后现代文化强调感性的激进立场，则一定程度上可以同中国融会贯通的传统哲学展开对话。     

《理性化及其限制》出版

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专著还不多见,苏国勋同志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则是份量颇重的一本专著。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韦伯的生平和当代“韦伯热”兴起的原因,详尽地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更对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韦伯命题"的旨趣及启示

"韦伯命题"集中探讨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与近代合理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将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精神支持;其次,"预定论"思想排除了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赎救的可能性,实现了教徒从改变自我到改变世界的转向;第三,"世俗禁欲主义"则将创造财富视作获得赎救的最好的手段,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韦伯命题"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其理论阐释并不具有欧洲文化霸权的价值取向."韦伯命题"基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状况,侧重于分析曾经支撑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体系,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针对韦伯所提出的命题,新儒家结合中国问题在对"韦伯命题"的回应中,存在着对其理论的牵强比附.中国的研究者不应该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套用韦伯的理论,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时应该形成自己独有的思想创造.     

韦伯论政治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及其现实意义

政治的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首要问题之一,越是在变动社会中,越是如此.尽管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形式理性化法律自现当代以来不断受到质疑,但从目前所能够获得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该种类型的法律方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韦伯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总结,重新考察该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

本文分四个阶段回顾和分析了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回响.认为近代以来,关于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应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认识.而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又是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近代以来外国史学的传入,既有中国历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韦伯“英国法悖论”的理性观反思

韦伯的"英国法悖论",是指按韦伯的理性化标准,英国法的理性化是程度较低的.然而事实上英国法又能较好地保障英国人的确定性、自由和秩序."英国法悖论"的产生,在于韦伯将理论理性视为唯一的理性并将其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英国法.事实证明,英国法的实践理性不但是一种理性化道路,而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性化之路.反倒是韦伯的理论理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反思韦伯的理论理性法治观.     

中国园林西传研究

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造园艺术在西方的影响,情况之热烈、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少有的.中国园林传入西方的过程、英国自然风景园的率先兴起和法国"英中式"园林的产生以及中国园林植物的西传,为中国园林西传及其对西方园林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有关这段历史国内外学者意见不一,甚至有部分人拒绝承认中国园林艺术曾经对西方的影响.到了19世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兴起逐渐淡化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这种热潮.这种平等双向的中西文化交流戛然而止,但其影响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在西方文化中已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中国文化的洛印.     

论道德理性

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 ,通过实践建构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身心关系 ,当这些关系中的主、客体处于彼此适合的状态且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时 ,就是所谓的“合理状态” ,理性就是对这种合理状态的观念把握和实现。与三类关系相对应 ,理性分为工具理性、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道德理性包含了规范理性和人格理性 ,决定于工具理性。道德理性的实质内容在规范理性层面表现为权利平等、公平分配和人民主权。在人格理性层面则难有通约的实质标准 ,因为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私德领域。通过理性要把握的“合理状态”是一个价值事实 ,所以它不是认知的 ,而是反省的 ,并把通过反思的“价值事实”作为道德推理和证明的逻辑起点     

历史理性的生成论阐释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自然、历史与人的存在是统一的,都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历史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既不是人的先天本质,也不是神的意志,更不是客观的自然必然性,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生成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人的理性和社会理性。因此,历史理性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存在,只能是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不同,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不同,就会形成对历史理性的不同理解。历史理性内涵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发展是一致的,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的丰富性到近代理性齐一再到现实的丰富性的过程。     

过程理性是否可能的初步讨论

过程哲学为过程理性提供了知识基础。过程哲学的“存在即过程和过程即创新”的思想,构成了过程理性的核心内容。提出过程理性的依据还在于过程思想的现实化、行动理性的结构化、生活本质的过程性以及理论实践的过程性特质。过程理性形成的要素在于过程意识的无意识化、过程行动的细节化以及过程管理的操作化。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其中单位制的变化在整个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单位制原来得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已经消失或正在消解,这种消解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走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过程,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逻辑。     

对类主体的本体论纯思——论冯友兰的人哲学

冯友兰作为中国 2 0世纪杰出的哲学大家之一 ,以其最为擅长的“正的方法”对类主体进行了本体论的纯思 ,建构了一个理性人哲学系统 ,并对存在的理想状态及其进路作出了自己的阐释。解读冯友兰的人哲学不仅是冯友兰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而且有助于当代中国哲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     

浅谈传统经名的法学底蕴——墨家“语经”义释

传统人文学术素以经学传世。但经学的学术底蕴迄今不明。这导致本土学术高低不能以本土标准衡量的现象,墨家学术亦无深入认识的台阶。此文以《大取》关键字考释揭示"经"具有学术水准标尺功能。此功能源于"经"要求文言所含前提与负面判定呼应。这个水准是判罪文言应该具有的水准。"语经"是墨家在继承夏商周刑制思想形成的判罪论证的文言规范。它是本土法学根基之一。     

SPECIAL ISSU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却包含了一系列的悖论,如是与应当的悖论、必然与自由的悖论、普遍性与历史性的悖论等。启蒙理性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对科学方法万能的迷信,以及对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从而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启蒙的现代性理想与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合理鉴别和扬弃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启蒙的真正价值是反思批判精神,因此启蒙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竞事业。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bstract

The central concept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is scientific reason. It cat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but itself contains a series of paradoxes: between “ought” and “is,” between necessity and freedom,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historicity, and so on. The impact of Enlightenment reason on China was negative in that it generated a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the omnipotence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in Western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Consequently, Chinese liberals were unabl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als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real-life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unable to identify the 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ty or to develop what was useful and discard what was not. The real value of the Enlightenment lies in its spirit of reflective criticism. It is, therefore, an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erms of eliminating superstition and dogma.     

理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四个向度--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说起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马尔库塞认为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 ,理性只剩下了一个向度 ,即技术性的向度。本文认为 ,马尔库塞的观点是片面的 ,实际上 ,理性还有三个向度 ,即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正是这三个向度使发达工业社会的理性获得了自我批判、自我调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