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布斯鲍姆对中国的看法

霍布斯鲍姆常被称作当代最优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他始终用唯物史观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中国虽然长期独立于世界的历史,但中国还是遭受了严重的西方冲击,成为旧有世界秩序变革中的重要力量。在未来,中国崛起必定使国家权力及世界体系发生变化。中国与美国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判断。但中国没有全球政治的野心,对西方文明不构成威胁。     

脆弱国家研究的兴起:现状、原因及局限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一种脆弱国家研究思潮。脆弱国家理论主要通过设计一系列的测量指标衡量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程度,以期有助于世界安全和减贫目标。它在西方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一些低收入国家的战乱与贫困现象,发达国家自身的脆弱性问题,全球环境的脆弱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西方学术思维方式的转变。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脆弱国家理论也存在标准不清、西方中心论立场、沦为西方国家利益的理论工具等局限。     

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的新趋向

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鼎盛于战后,至20世纪末叶,以世纪交替、人类文明走向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为背景,出现了新的研究热潮,众多学者在比较现代化研究参照系选择、比较研究路向、时段选择、研究单位选择等根本性问题上进行全面反思,使得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再思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言,第一期发展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第三期发展以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因而,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     

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再研究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在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产品的拜物教特性导致真正艺术的终结;大众消费兴趣表面上左右文化工业,实际上却落入文化工业操控的社会预构中;文化工业的标准化、齐一性,不仅操控了个体主体而且操控了整个社会。尽管阿多尔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大众文化的娱乐作用,但在总体上对文化工业采取否定态度。在大众文化充斥整个社会的氛围中,阿多尔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理性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评现代性问题上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对立

本文认为 ,哈贝马斯与福柯对现代性的态度形成了水火之势。对福柯来说 ,语言的交往是哈贝马斯的“倾向于互相理解”的反题 ,语言以“散布的方式”而存在 ,决定了要想使语言形式化 ,就必须脱去具体内容并只让那些有效的话语形式出现。由于哈氏话语伦理所具有的“认知主义”、“总体化”的倾向 ,这里存在着难以察觉的“权利”微妙操作 ,隐藏着“认知意志”的自负。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构想虽有意义 ,但由于缺乏存在论的分析 ,因而 ,并没有真正克服“方法论的唯我主义”。     

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

“中等强国”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种概念却具有明显的争议性和模糊性。为了使“中等强国”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对“中等强国特征”进行探讨,增加了中等强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涌现,这种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给相关研究和实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者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将西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化定位拓展为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选择关键指标,确定中等强国的相对实力;然后选择参照系,确定关系主体与中等强国的相互关系;最后选择利基领域,确定中等强国的权力基础。新的定位路径有利于祛除中等强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也为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制定自“一条线”战略以后新的包含“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语境中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如下困境:一方面,它是一种最有理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青年学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不仅从正面阐明了资本何以成为现代社会的规定性的原则,而且还从反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深刻的非理性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它在实践上又似乎是无效的,它还尚未能够真正成为一种遏制资本的现实力量。这种困境,从理论本身的角度看,是因为它还未能真正克服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未能找到在当代处境中解决资本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难题的线索。     

简论陆王心学在中国近代的影响

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在中国近代曾受到诸多思想家的推崇、鼓吹。陆王学派对中国近代产生过影响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勇于怀疑、否定旧权威的批判精神和不盲从、不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学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自主理性;其二,视心为宇宙间最高存在的主观唯心论;其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和自尊自重的人格。     

感性、并置、批判：阿多诺语言观的三重面向

阿多诺对语言的思考和实验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观。他超越语言的实用和审美层次,赋予语言感性、并置和批判面向。面对20世纪语言的危机,阿多诺以感性的真实克服概念的遮蔽,突破传统语言概念化的表达,实现向唯物论立场的转向;以并置的语言结构和星丛式文体对以因果推论为核心的综合语言进行反抗,从而抑制理性主体的膨胀,挑战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同时通过语言的批判面向,抵制语言的交流性,使语言免于被轻易消费和挪用的风险。阿多诺视语言为思想的组成部分,经由语言实现其同一性哲学批判。其语言观不但自身具有多重面向,而且能够折射出其哲学和美学的思想谱系,并透视出他对于时代症候的深刻洞察。     

韦伯“英国法悖论”的理性观反思

韦伯的英国法悖论,是指按韦伯的理性化标准,英国法的理性化是程度较低的.然而事实上英国法又能较好地保障英国人的确定性、自由和秩序.英国法悖论的产生,在于韦伯将理论理性视为唯一的理性并将其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英国法.事实证明,英国法的实践理性不但是一种理性化道路,而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理性化之路.反倒是韦伯的理论理性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需要认真反思韦伯的理论理性法治观.     

马克斯·韦伯：基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

德国社会学创建的年代正值经典（自然）科学处于顶峰的时代。在唯科学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社会学方面一度盛行因果一元论的决定论。为了改变此种状况,韦伯把“价值分析”引入社会学研究,设立了因果性说明与意义理解两种研究进路。这不仅弥补了方法论的不足,而且还形成了文化意义的社会动力学。凭借此种方法,韦伯最终较为合理地解释了西欧不同地区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和社会现代性变迁问题,并为后人发明“轴心文明”概念和深化这一视角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合法性问题在社会学视野上的变迁

社会理论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 ,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和卢梭关于公共权威起源问题的论述。１６世纪初期 ,马基雅维利初步指出 ,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能要求一种合法使用暴力的专利（徐大同 ,１９９２:６３—６５）。更多的人认为从理论上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的是卢梭。这来自人们所熟知的名言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 ,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 ,是什么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答这个问题。”（卢梭 ,１９８０ :８）按照卢梭的回答 ,人民的公意是…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Predictors of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an Adolescent Sports Context

This study examined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f N = 439 adolescent athletes between 14 and 17 years of age (67 teams). Multi‐level analyses showed that team membership explained 20 and 13 percent of the variance in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sports context, respectively. The team effects suggest that aggregating antisocial or prosocial adolescents within teams may partially explain differences in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athletes in the sports context. A trend was found toward a relation between higher levels of moral reasoning within teams, and less antisocial behavior in the sports context. Favorable moral atmosphere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ore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sports context. Finally, supportiv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were associated with both less antisocial and more prosocial behavior in the sports context.     

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

韦伯生前的作品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管理等多个领域,而在这多个研究领域背后,我们不难触到他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把握和对人类文明普遍发展进程的深切关怀。正是由于韦伯研究旨趣的这种时代性和整体性(totality),使得他的作品为后世研究者们留出了极大的采掘空间。自韦伯去世以来,旨在诠释和重构韦伯作品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并且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而分化出若干不同的解释视角。粗略地来看,西方学界对韦伯的诠释大致有如下三种进路:1一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和全面解放的进路。这一视角从卢卡奇把韦伯的…     

西方若干道德观念在我国表现的实证研究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观念对普通中国公众的影响程度,在最近进行的问卷调查中设置了相关提问。通过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不难发现,与行为相关的观念如提前消费观念、婚前财产公证、平等的朋友关系等易于并且已经被多数人所接受;而与价值相关的观念如个人本位意识、宽恕精神等不易被人们所认同。这表明,西方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仍停留在外在的行为方面,价值观念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     

Theories of Reas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Enlightenment

A conception of enlightenment that is new in both origin and prototype yet rooted in Chinese tradi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works of Liang Shuming and Zhu Qianzhi, his follower in the historical field. Kant maintained that enlightenment implied that the power of reason would give man the courage to use his mind. Similarly, Zhu Qianzhi used enlightenment to define reason, putting the focus of enlightenment on religion. In doing so, on the one hand, he neglected the richness, complexity and inner evolution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reason; on the other hand, like Hegel, he dismissed the subtle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s of reason. In terms of thought, intuition, emotion, desire, practice, skill and the movements of nature, reason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evitably tends toward the good. The word later used to translate “reason” into Chinese had already appeared in Confucian and Buddhist classics. Reason in Song and Ming Confucianism is an all- embracing absolute; its function involves intuition, thought and emotion, all directed toward the good. Liang Shuming accepte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reason and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but proposed that understanding was the function and reason the essence of the heart-mind. Overall, this represents only the heart-mind approach. The non- religious character, didactic tendency and emphasis on intuition in the Confucian view of reason can all be found in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emotion. Being essentially a response to good and evil, emotion may share some common ground with classical Western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