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与当代日本外交--兼析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

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 ,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 ,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他们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本文对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浅显的尝试性的分析 ,集中阐述了美军占领时期日本的“无常”表现、提升“自主”权益中的日本富国意识因素、维持日美“基轴”关系与对美“说不”及其文化动因等     

日本国家战略与中日能源竞争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目前在能源领域,两国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日本的国家战略决定的。在日本看来,中日能源合作给中国带来的相对获益较大,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现。与此同时,中日能源合作将会对目前的日美同盟造成一定影响,不符合日本外交中“日美基轴”这一原则。     

从近代中日建交看日本外交风格的演变及原因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外交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导致日本面临重重危机,最终使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其在国内外的新形象,试图改变日本所面临的困境,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中日建交是其积极外交活动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也是日本外交风格变化的起点。中日建交过程中体现了这种积极的因素,并推动着日本去寻求改变现状。形成这种不同于幕府的外交风格,除了明治维新的推动,还与日本的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孙科“联苏制日”外交思想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是国民党内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较早形成了“联苏制日”的外交思想.1932年初他出组内阁,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方案,力主长期抵抗以挽救危亡,并积极推动中苏关系的恢复.抗战初期亲访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可观的军事物资援助.关于战后世界安排及中国外交,孙科主张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并继续坚持与苏友好的立场.     

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实践中,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最高负责人,成功的运用了这一经验。他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造就了民间交往的潮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廖承志广交朋友,通过与日本各界的广泛接触,建立了中日友好事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推动着中日友好事业之车向邦交正常化前行。     

以日观中：罗兰·巴特认识中国文化的渠道与方式

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日本都占据着重要的中介地位。铃木大拙以日本禅学为基础阐释中国禅学、道家思想,冈仓天心以日本“寂”美学通释禅学、道家思想与日本茶道,并以日本茶道为基础阐释中国茶道,这二人的思想在西方传播甚广。受此二人影响,罗兰·巴特以日本学者为渠道,透过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观念来观察和认识中国文化,并以此建构他的文化理论。文化上的影响不只是点对点的线性关系,学者皆处在一个互相影响的“多元网络”中。中国学者须具备“多元网络”思维与“世界学术中的中国”视野,正视中西交流中的以日观中现象,反思中西对话之间的日本因素,辨明以日观中遗产中的成果与糟粕,扬弃日本这个中介因素,在直接交流中真正全面比较中国与西方文化,实现文化汇通。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19世纪中后期中日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 ,中日两国因受西方的冲击 ,在外交近代化上表现出本质不同的两种取向 ,中国基本维持传统的华夷体系 ,而日本转变为近代外交体系。二者思想方式转变的不同与其在原华夷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和边缘位势密切相关 ,中日两国正是基于对西学文野的不同认知 ,而形成了相异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的大国外交构想

战后日本在从一个“四等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大国,进而走向政治大国之路上,经济外交功不可没。经济外交促成了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而经济大国的份量反过来又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资本和基础。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的提出上。纵观这一系列发展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内在联系。     

日美同盟背后的舆论交锋

描述两个国家的亲密关系,恐怕没有比“同盟”二字更有份量了。二战后,日本基于政治、经济因素及与强者结盟的传统,与美国结盟一直是日本外交之基轴。     

略论1941年美日谈判的性质和后果

1941年美日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它与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四十年来,虽然众多中外历史、外交论著对它作过述评,但对其性质和后果仍有不同看法。较为普遍的意见认为是美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的。“远东慕尼黑阴谋”,鼓励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引出了珍珠港事件;另一种意见认为很难说双方对谈判有诚意,也许目的是为了蒙蔽对方.罗斯福“尽力使日本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以激发美国人积极参战,但代价是一场悲剧性的灾难;还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是罗斯福故意玩弄阴谋或苦肉计,逼日本人放第一枪,造成了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投入战争。前两种意见可能是对这一复杂诡秘的外交事件的片面分析和判断,后者则是为日本法西斯开脱罪责的荒谬言辞。     

论中日民间外交

本文以战后中日民间外交发展为背景,论述了周恩来关于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内容,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对推动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鲁迅是中国的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也是日本人民的伟大朋友。他与日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在风华正茂的年代越海留学日本,学得了进步的科学和思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和中国人民起而革命的岁月,鲁迅曾结识下众多的日本朋友,这些朋友曾支持过、同情过中国人民     

1952年日台《日华和平条约》中“赔偿条款”交涉过程述评

1952年 4月 ,日本吉田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之间签订了一项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 ,该条约中关于“中国”方面“自动放弃一切赔偿权利”的规定异乎寻常 ,长期为史学界所注目。本文依据详实的史料 ,具体论述了条约签署的背景 ,双方交涉的过程 ,以及它带给我们的启示 ,由此透视了日本的战后外交、政治的特点和台湾当局的软弱无能以及丧权辱国的行为     

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出路——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嬗变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     

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

国内有人主张要用"新思维"审视中日外交,并认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即使有,也可以搁置起来,国人不必揪着历史问题不放,要抑制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期得与日本的合作,以制衡美国.作者对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的主要方面作了初步分析,认为发展中日友好不应该也不可能绕开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

本文运用《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的有关史料 ,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目的。就日本而言 ,除了获取俄国领土和权益外 ,主要目的是控制整个东北 ,进而控制中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而段祺瑞政府则是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以扩充自己的实力 ,消灭异己。因此 ,日本出兵不是对俄而是对华 ,段祺瑞不是对外 ,而是对内。在实施此协定过程中充分说明双方“御俄”是假 ,合谋盗卖中国才是真。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浅析中国“以和为贵”外交理念的传统与现实

“和”是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和对外关系思想.今日中国的诸多外交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了“以和为贵”的传统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