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辜制度“被害救助”功能迁移中的因果关系构造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法律制度,它旨在以减免刑罚的方式,督促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及时救助。由于保辜制度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存在缺陷,且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进,保辜制度消亡尽管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并不意味着保辜制度的"被害救助"功能也被不合理抛弃。因而,现代"被害救助"制度如果要借鉴保辜制度的"被害救助"功能,需要研究保辜制度的因果关系构造。     

论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惜乎法史学界探讨很少。本文主要从保辜制度的演进、概念及其类型、立法基础等方面对它进行论述 ,以期进一步深入对该制度的理解与认识     

从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看唐代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为处理伤害案件创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古代保辜制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范,对保辜制度作了最为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儒家思想渗透于唐律,对唐律及唐代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现结合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来探析唐代保辜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对唐代司法实践的影响。     

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完善及其立法借鉴

保辜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它在中国延续几近千年,在中华法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至唐代保辜制度正式入律,并且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引入了比较完善的保人担保制度,从而使唐代的保辜制度从立法到司法都取得了较高的成效。而保辜制度的实施对人际关系修复的效果对我们今天的立法思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保辜制度探析

本文描述了保辜制度从起源到清末结束的历史沿革,试图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保辜制度和保人制度以及司法鉴定制度的相互关联。以期梳理出保辜这一历史制度在古代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情况。希冀对我国当今的保释制度和维护受害者利益等方面有所裨益。     

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及其完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元月1日起施行了。如果说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足够重视了实现犯罪控制的话,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则在突出人权保障方面跨出了巨大的一步。也可以说,人权保障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体现出的最鲜明的特点。在现代文明国家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在强调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注重人权的保     

《唐律疏议》保辜制度新探

保辜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一项独创的刑事法律制度,从产生、发展到逐渐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其中,唐律对其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保辜制度。儒家思想渗透于唐律,对唐律保辜制度及唐代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唐律关于保辜制度的具体规定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儒家思想作了探析。     

人权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在不断完善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不断地健全刑法对人权的法制保障.本文就人权具体体现在我国刑法中的刑法的创制过程与人权保障、刑法的基本原则与人权、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与人权三个方面作一探析.     

论刑事正当程序与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在我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国在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增加了刑事正当程序的规定,增强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在刑事正当程序及人权保障方面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及不足,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立法经验,对刑诉法进行修改和完善。     

死刑的程序控制

从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看,中国应该从制度上限制死刑的适用。刑法已经在限制死刑的适用方面走 出了第一步。在刑法未能根本上消除死刑刑罚以前,刑事诉讼法也应该能够在这方面起到观念导向 和实际刑罚付诸实施的延缓作用。该文仅从管辖制度、证据制度、复核程序三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上 述作用进行了探讨。     

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探析

不告不理原则作为调整刑事诉审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所普遍确认,但该原则在我国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众多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的现象,因此,对该原则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周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论刑法的“和谐”道德理念

"和谐"作为一种道德理念与事物的完美状态,千百年来为人类所孜孜以求。和谐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层次系统所达到之良好状态。作者认为"和谐"理念在刑法中,内在地表现为刑法主要价值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外在体现于刑法运行过程之中,并认为良善刑法必然体现并追求"和谐"之道德理念,也惟有"和谐"之刑法方能真正促进并实现社会和谐。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人权价值

文章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入手，着力研究“亲亲相隐”制度的内在合理性，认为：在当代中国，如果要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信任度的提高，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明确规定亲属作证的制度规范，改革中国现有的证人制度，加强证人的人权保障，实现程序法治。     

论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

建立证人拒证权制度 ,其目的在于保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同时 ,它也符合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要求 ,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个价值目标的平衡 ,有利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在我国 ,设计证人拒证权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享有证人拒证权的主体范围包括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和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权利范围不宜宽泛。证人能否行使拒证权应由合议庭最终决定     

人工智能刑法"主体性"否定:缘起、解构、反思——以认知科学的五个层级为基础

人工智能是否能与人类一样具有刑法"主体性"地位无法在刑法理论内部找到答案,而需要以相关的认知科学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根据认知科学的五个层级理论,人工智能在神经层级、心理层级的低阶认知层面,仅是对人类认知的简单模拟;在作为高阶认知与低阶认知中间环节的语言层级认知层面,人工智能的人工语言与人类自然语言之间具有本质的区别;在思维层级、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层面,当前的人工智能并没有显现出其具有思维或产生文化的能力。结合塞尔"中文房间模型"研判,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刑法意义的"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在辨认能力方面,人工智能传感器对客观世界的识别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认知进行形式模拟,但其并不能将识别到的信息与自身"行为"结合进行加工处理从而得出该"行为"的社会意义;在控制能力方面,人工智能所展示出的"控制能力"实质上是一种执行算法的能力,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类控制,而非人工智能的"自我控制"。因此,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并不具有刑法"主体性",进而承担刑事责任,当前的刑法理论也不必对所谓的"强人工智能"过度反应。将"类人"的人工智能提升到人类同等高度,有损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将"删除数据、修改程序、永久销毁"等与刑罚异质的要素纳入刑法会让其有适用于人类的危险。故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对刑法理论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导致传统社会风险加剧,刑法理论的应对模式仍应当在现有刑法理论体系内,结合风险刑法理论将其作为"犯罪对象"和"犯罪工具"对待。当人工智能作为犯罪对象时,其是以财物、作品等形式存在,在司法认定过程中要注意界分人工智能本身与人工智能的载体;当其作为犯罪工具时,会导致犯罪后果扩大,查证难度增大等结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三重定位解读

尽管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定位于刑事司法政策,但该政策在理论上应当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基本刑事政策.作为刑事立法政策的宽严相济,应该不仅包括刑事实体法方面的政策,而且还要包括刑事程序法方面的政策;为刑事司法政策的宽严相济,是指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适用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为刑事执行政策的宽严相济,则主要表现在监禁和死刑的执行两个方面,在现代刑事执行制度中,必然是监禁与非监禁化、行刑人道化、行刑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现行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与刑法中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在刑事诉讼法中存在规定保护的义务主体有缺陷;侧重保护人身安全,却忽视了对证人及其亲属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缺乏实际可操作条款等问题。刑法不但在保护对象上与刑事诉讼法相脱节且无法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对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应当进行重新构建,尤其是要扩大刑事证人保护的主体、保护的范围和拓展刑事证人保护措施。对涉嫌打击报复证人犯罪又触及其他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择一重罪从重"原则处理。对证人的事前保护比事后保护更重要。建议尽快建立保护证人细化规则体系。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对“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1997年修改的刑法第20条第3款专门规定了针对一定范围内的暴力犯罪的无限防卫权,为此,刑法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就行使无限防卫权是否存在必要的限度这个问题作以探讨,指出正确认定和把握无限防卫权的必要限度,更有利于实现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