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保辜制度考析

保辜是我国古代刑法中一个独特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发轫于奴隶制的西周,发展与完善于封建社会唐王朝,清末修律时方被废除。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尽管含有法律推定做法及定罪量刑方面的不精确性,但它由于蕴涵着丰富的东方哲学精义,适合于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民俗和国情,对现代刑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保辜制度探析

本文描述了保辜制度从起源到清末结束的历史沿革,试图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保辜制度和保人制度以及司法鉴定制度的相互关联。以期梳理出保辜这一历史制度在古代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情况。希冀对我国当今的保释制度和维护受害者利益等方面有所裨益。     

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完善及其立法借鉴

保辜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它在中国延续几近千年,在中华法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至唐代保辜制度正式入律,并且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引入了比较完善的保人担保制度,从而使唐代的保辜制度从立法到司法都取得了较高的成效。而保辜制度的实施对人际关系修复的效果对我们今天的立法思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代保辜制度与当今人身伤害鉴定

保辜制度作为我国古代独特的一项法律制度,从历史文献中探究其基本内容、起源与流变、制度背后的法律思想以及法律功效,尤其是结合我国当前人身伤害案件的司法和鉴定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司法鉴定时机、时限与司法机关办案期限、羁押期限之间的冲突,损害后果与涉案行为之间因果关系重要性认识不足,被害人的民事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等现实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更具有制度意义。借鉴保辜制度的立法思想,能够有效地改良当前的法律移植活动,完善我国人身伤害司法鉴定制度,提高鉴定技术,尤其是区别化地对待刑民事案件,解决疑罪案件的民事赔偿等问题。     

论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惜乎法史学界探讨很少。本文主要从保辜制度的演进、概念及其类型、立法基础等方面对它进行论述 ,以期进一步深入对该制度的理解与认识     

《唐律疏议》保辜制度新探

保辜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一项独创的刑事法律制度,从产生、发展到逐渐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其中,唐律对其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保辜制度。儒家思想渗透于唐律,对唐律保辜制度及唐代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唐律关于保辜制度的具体规定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儒家思想作了探析。     

从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看唐代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为处理伤害案件创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古代保辜制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范,对保辜制度作了最为详细而全面的规定。儒家思想渗透于唐律,对唐律及唐代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现结合曲元衡杖杀柏公成之母案来探析唐代保辜制度以及儒家思想对唐代司法实践的影响。     

保辜制度“被害救助”功能迁移中的因果关系构造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法律制度,它旨在以减免刑罚的方式,督促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及时救助。由于保辜制度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存在缺陷,且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进,保辜制度消亡尽管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并不意味着保辜制度的"被害救助"功能也被不合理抛弃。因而,现代"被害救助"制度如果要借鉴保辜制度的"被害救助"功能,需要研究保辜制度的因果关系构造。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自诉制度在刑事司法中的存在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正当性;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看,存在着自诉案件之范围欠妥当、自诉担当制度缺乏、自诉权行使的程序性规范欠缺等问题,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革完善。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充实、逐步完备,研究分析古代监察制度对我国现代监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从总结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史出发,通过对古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对现代监察制度建设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日本起诉犹豫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日本,检察官在决定是否适用起诉犹豫制度时,不受犯罪轻重的影响,而是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后所做出的决定。起诉犹豫制度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通过对比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探索的暂缓起诉制度,起诉犹豫制度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节约司法资源、人身自由、提高诉讼效率、实际效果等方面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起诉犹豫制度和建立相关的配套设施。     

我国建立公诉权制约机制的设想

为了防止公诉权的滥用,必须建立公诉权的制约机制。这一制约机制包括对积极公诉权的制约和对消极公诉权的制约。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重构公诉权制约机制,同时扩大目前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开辟一条制约公诉权的新机制。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和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目前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刑罚目的、推进刑事民主化、改革重刑化的刑罚体系以及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我国引进暂缓起诉制度必要性的探讨

暂缓起诉制度是一项基于起诉便宜主义而设立的司法制度,是一种针对轻微的刑事案件附条件的不起诉。该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国引进暂缓起诉制度能提高诉讼效率,控制和预防犯罪,保护人权以及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     

论自诉案件的补充起诉

对于自诉案件能否补充起诉 ,有不同的看法与操作方法 ,对实践而言 ,这造成了消极影响 ,应当允许自诉案件提起补充起诉。     

论《刑法》条文中的判断特点

《刑法》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 ,其中每一条规定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各部分之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 ,因此 ,要准确理解《刑法》的规定含义 ,离不开对《刑法》条文的理解 ,而《刑法》条文存在着与其他规定的关联性与逻辑结构的复杂性的特点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