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村务监督制度的缺失与完善——以浙江省X村村务监督小组制度为例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管理组织形式,如何保证村民委员会的决策与行动切实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是村级民主治理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村民委员会的公共性村务活动进行监督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通过对浙江X村村务监督状况的实地调查,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难题,提出有待改进的若干思考.     

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成效——基于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调查与分析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创新.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具有分权制衡、制度规制、全程监督、精英监察等特点.这项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是农村治理危机、农民自主行为和地方政府主动推动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促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正向创新,又是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正效创新.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国家整合、组织生长与农村公共财产治理机制创新——后陈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解读

在国家“行政权”的培育下,后陈村首创了村务监督委员,为村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组织载体。由此,村民得以广泛地参与村级公共财产的治理,为村级公共财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笔者以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能有效破解农村公共财产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后陈村“民主理财”的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与推广价值。     

创设村民会议常设监督机构论——以打破村委会对村民会议召集权的垄断为视角

现行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的垄断权,给予村委会控制村民会议功能以制度支持,构成了村委会对村民会议反制约的非法治化模式。这使村委会在实践中以不召集村民会议的违法方式排除村民会议对其制约与监督成为事实上的可能。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创建村民会议常设监督机构,由其行使村民会议召集权和村民会议日常功能,建构村民会议对村委会权力有效制约与监督的法治化模式。     

关于村民自治制度若干问题的宪法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创造性实践,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是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比如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以及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司法救济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也关系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正常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既可以为民主政治的实践提供直接而广泛的经验,同时也将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兼论依法治国战略在农村的贯彻实施

本文在阐明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村委会建设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也是依法治村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村委会的建设与发展,透析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基层党支部和农民等方面的关系。     

由线性叠加到多元耦合:村级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嬗变

村级公共权力监督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和谐与稳定.传统线性叠加的村权监督模式因其监督动力的外驱性、监督主体的歧异性及监督体系的弥散性,致使监督效能低下.破解困境的关键是积极培育多元监督力量,在确保独立性的基础上寻求彼此间的深度合作,实现基层政权与村监事会之间的凸性组合,并建构村监事会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契约代理关系,从而缔结多元耦合的村权监督之网.而经济的外放性与集体经济的强弱、地方政治环境及村庄社会结构会最终影响村权监督模式的嬗变.     

从支配到对话:国家权力在农村村落的运行轨迹

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国家权力对村庄的控制,由全面直接控制,到通过"和型体制+赢利性经纪"的控制,再到当前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来保证和实现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对话,是两者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上虞戴家村“四不出村”工作法为例

上虞市戴家村的基层组织和干部根据村庄实际,回应村民需求,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四不出村"工作法。即群众办事不出村、矛盾调解不出村、信息咨询不出村、致富求助不出村。这一创新构建了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建立了需求导向的农村社区服务运行新机制。既体现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由管控转向服务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向,也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回归和拓展。     

从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看自治权的回归与实现——广东省云浮市实施"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的宪政意义

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当然是作为村民自治体成员的村民,其内涵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当今的村级自治实践中,自治主体异化为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变为村官自治,自治权的行使严重缺位,民主被"虚置",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交织,新农村建设陷入瓶颈.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云浮市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的探讨,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动因、过程与宪政意义,发现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推行地方自治的试验,发展地方自治民主制,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村民自治的提升:实践创新与制度建设——略论“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纳入农村改革发展基本任务之中,并进一步强调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本文认为,"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应坚持和改善村党组织的领导,健全和完善"四个民主"制度,培育和丰富自治组织体系,增强和提高物质保障能力和法制保障能力,紧紧围绕"健全法制、创新机制、丰富组织和提高保障"等四个方面来促进村民自治民主质量的全面提升.     

抑制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负面影响的新思考——以湘西永顺县土家族村寨G村为例

本文认为对于宗族组织,不是要消灭的问题,而是通过正式组织村民自治的不断完善、不断注入现代文明理念、淡化其落后的意识观念,增强村民自治的凝聚力和对村民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走向民主健康的建设轨道。     

积极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新机制——河南省邓州市推行"4+2"工作法的调查与思考

"4+2"工作法是河南省邓州市探索构筑的一种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即所有村级重大事务都必须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决策和实施."四议"即党支部会提议,党支部、村委会"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4+2"工作法的推行,有利于解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走出了一条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子.     

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吉林白城"三项制度"创新的调研与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塞层民主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尝试,各地纷纷发挥村民的才智,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建设.白城市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探索出了以"三项制度"为框架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农村预防腐败的新机制.这对于完善村民自治,保证基层民主有效运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村干部视域中的村民自治:成效、问题与思考——四川省部分农村村干部关于村民自治评价的调查报告

在对四川省部分农村村干部关于村民自治评价态度的调查中,村干部多持以下观点: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事务难办的主要因素是村集体缺乏资金;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选举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首先是选民投票率低;农业税取消之后的乡村关系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非像学界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村组织因不再履行征税的任务而减少了行政职能,成为自治组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这两个职位分设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更好地促进村民自治.     

扎实推进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对河南省商城县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推进党务公开,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大课题.河南省商城县在推进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中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其做法和经验给人的启示主要是:从重构县域政治生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提高对推进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落实党员民主权利为重点深化党务公开,加快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以明晰县委权力边界为前提深化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进一步提高县委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以实现县域善治为目标深化党务公开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着力用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河南省淮阳县开展“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淮阳县在推进乡村廉政体系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权力清单化,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履职程序化,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监督科技化,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问责常态化,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的微腐败,提高了乡村机构的办事效率,展示了科技反腐的前景,保持了乡村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赢得了民心。这些做法,对在新时期更好地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前景及制约因素分析——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民创造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村民自治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并很快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从此中国农村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分析,选择村民自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初始形式,就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初始形式,但中国农村民主制度的推广却存在着制度供给的短缺困难.因而,中国的民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