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报章白话的“文话化”趋向

清末最后几年,自觉地引“文话”入“白话”的现象开始在报章白话文中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至民初,报章白话语言的“文话化”趋势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报章白话的“文话化”做到了使白话高雅化和书面化,提高了白话书写的表达能力,提升了其社会文化地位,同时也促进了报章“文话”的白话化,发挥了“使文言白话的距离比较接近”的历史作用.然而,这一清末白话文运动和近现代语言文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白话书写现象,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论近代传奇杂剧语言变革的三大趋势

近代传奇杂剧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中国戏剧从传统戏曲向现代戏剧过渡转换的显著特征 ,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在语言形态上 ,近代传奇杂剧的变革主要呈三种趋势 :报章体语言向传奇杂剧日益深入地渗透 ;西学东渐对传奇杂剧语言愈来愈明显的影响 ;方言在传奇杂剧中的运用比以往更加频繁。这种语言形式变革从一个重要方面展现出传奇杂剧最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和重要价值     

论近代报章政论体之始——“王韬体”

王韬是近代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是一位以觉世为己任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寓居香港凡二十年余年 ,创办影响久远的《循环日报》 ,成为近代“第一报人”。他以思想家与报人合一的角色 ,原创了近代报章体政论。这种报章体或可名之为“王韬体”。王韬体政论关注时务 ,洞察世界 ,深刻批判封建政制 ,倡言变法洋务 ,体现了某种“民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其体式语言反“时文”规范 ,求自然通脱 ,便于表达作者的情志。王韬体实为梁启超新文体之先导     

论梁启超“文界革命”与汉语书面体系变革

面对科举中使用的八股文和颇具文学色彩的桐城派的古文,在"欧西文思"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了"文界革命"的主张。通过实践,"新文体"与现代报章相结合,注重"言文一致"的语言学命题,从而造就了一种适合于启蒙功用、具有开放精神和文体弹性的浅近、变异的文言书写方式,在近代以来汉语书面体系转换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清末的白话报刊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近代中国,报纸这一新型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各类文体之间雅俗分离的状况,促进了各类文体的融合与通俗化倾向。白话报刊的创办,一是实践了废文言崇白话的主张,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二是刊载具有现代意识的白话小说、歌谣和戏曲,是五四白话文学的先驱;三是清末白话报刊的创办者如胡适、陈独秀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与他们这一时期的活动不无关系。     

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重读《安徽俗话报》

从白话及其建构的文学作品语言入手,我们重读晚清白话文运动中颇具影响的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发现其使用的报刊语言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其文学创作在语言形式上主要来源于传统白话的通俗文学,并极大利用了中国古代的俗文学资源。参照胡适此时的白话实践,可以看出它们共同反映出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是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学语言现代转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书写形式”革命——横行书写分段新式标点符号革命

从形式上而言,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和精确化、科学化。这一方面表现为白话的采用;另一方面,书写形式的变化。这构成了现代文学迥畀于传统文学的一大特征。横行书写的实行,分段与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将汉字从其承担句读功能的重负中解脱了,极大地增强了汉字的表达功能,从而将中国文学从沿袭了几千年的形式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讨论现代文学的发生,除了语言本身的通俗化、大众化以外,还必须考虑到现代文学在书写形式上的变革。     

《蜜蜂华报》的创办和澳门近代报业的发展

澳门报业历史悠久,其发展有自身的特殊性。1822年《蜜蜂华报》的创办是澳门近代报业之始。本文分析了《蜜蜂华报》创办时期的国内外背景,和该报在澳门报业史及中国近代报业史中的地位。同时总结和比较澳门近代中文和葡文报章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轨迹。     

崔武报章散文的写作特色

报章散文是介于新闻报道和散文随笔之间的一个新兴文种,主要特征是它的时效性强、反映生活灵敏、具有可读性、受众面广。崔武的报章散文大多取材于社会热点问题,以类似于通讯、故事、言论、杂感的散文笔法,表述作者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其所具有的特色诸如：写作视角和风格的平民化,成为他报章散文的基调;白描式的写作手法,成为他报章散文的个性;幽默的诗意穿插,成为他报章散文的的魂魄;修辞手段的运用,成为他报章散文的亮点。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中国报章新小说“惊人夺目”的叙事策略

中国近代新小说强化了“卫星”为重的故事安排、虚实互渗的情境设置、巧设悬念的结构处理,引入“陌生人”视角关照现实,其“惊人夺目”的叙事已然越过报章小说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浅层目的,具有探究事物本身、彰显社会痼疾的深度追求,兼具启蒙新民和谋取稻粱的双重意义.这是作家面对报刊传播影响阅读语境和读者心理做出的策略调整,体现了传播、消费、读者等场要素对文学的生产和压迫功能.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古代白话小说语体之形成及特征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汉语书面语曾一度为文言所垄断。汉译佛经的广泛传播为书面白话争取到一定表现机会,白话小说的兴起更为白话书面化运动提供了有利契机,近代汉语由此形成。由于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话叙事,白话小说在语体风格上表现出平易通俗、自然逼真以及富于动态性和地域色彩等有别于文言语体的特点,这也影响到白话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     

试析“文学革命”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文学改良刍议》在"温和"的行文之中实则是相当革命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的雅俗格局,为中国现代书面语的转型以及现代文学语言的诞生开拓了新的空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立一个整体的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而由白话取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必然涉及到空前的复杂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路表明胡适的白话思考与倡导的重大进展,"国语"的标出使得之前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都化零为整,而得到极大的超越。胡适这三篇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构成一个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并开放而不断生长。     

民初小说语言的建构与特质

民初骈文小说的创制不失为晚清以降中国小说语言杂糅发展过程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初文学观念的转移与文学实践面貌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民初小说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晚清以来历时性的文学语言建构情况,在共时性上全面地展现,体现为骈文、古文、以不同时期古白话为范式的白话、不同程度欧化的白话、不同程度使用方言的白话等语体加以采用。此时,文言的使用在民初小说语言之中又成为一种风气,而白话的小说语言建构相对表现得不太突出。民初小说语言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型之中并没有取得质的突破,而在内部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内卷化。     

美的遗失与偏至——近代小说的现代化演进及其美感问题

中国近代小说承担了艰巨的任务,而它也在域外小说和古典传统的双重约束和影响之下,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转型。从内容到形式,从技法到语言,近代小说都经历了根本的演变和更迭。而由于近代报章的发达,报章小说开始在近代小说中崭露头角。这些演进和转型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形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观念。然而,这些变化却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不到的弊端:即,美与美感的逐渐遗失。五四作家们看到了近代小说的这些问题,因而五四及其以后的小说创作,逐渐走上了关注社会和审美相结合的道路———而美与美感也就在这遗失与寻觅之间或隐或显、忽明忽暗。     

中国近代“封建”话语的兴起及其指义处境化

现代释义的“封建”话语是解读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文化发展轨迹的“关键词”之一。本文从历史语言考察和语言解释学的角度 ,对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的提出、兴起和含义变化的过程进行探讨 ,以期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因其意义处境化而与马克思主义原生语义的错离和其中的原因 ,客观地评价这种表述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理论得失。     

谭嗣同散文论略

谭嗣同早期散文汲取桐城古文与先秦、六朝各体文章之长而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辉煌终结,后期对报章文体的倡导与创作,以及“言文合一”主张的提出,则成为近代文界革命之先声.     

民族复兴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国家身份选择

身份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不断追求、重新定位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身份以社会主义为基调与主旋律,但仍未最终定形,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