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新时代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提升

农村基层组织不仅是农民个体融入农村社会治理过程最重要的平台,也是其参与国家事务的微观组织载体。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意味着仅依赖政府垄断和强制特性进行的公共管理模式必须向依靠多元利益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当前,作为农村公共治理重要载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功能发挥不够、不当的情况。为此,农村社会建设必须更加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他基层组织的合力作用,积极用好乡村外部力量的协同功能,借助于现代网络化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为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提供政治、体制及技术的支撑。     

乡村治理视野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     

香港民间商会组织社会治理功能研究——基于香港工业总会的个案分析

香港工业总会的实践运作表明,因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香港商会组织既有一般商会的特点又独具特色,它正以其独特有效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及其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形成的良性的社会网络关系,在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架起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并在现时香港社会中彰显其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利益整合、自主治理、中介服务、经济促进、民间外交、参政协政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功能。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获取策略研究

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重要的伙伴是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进入乡村的社会组织要嵌入地方权力与社会结构并有效发挥影响需要获得合法性认同。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考察,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主要有规制合法性、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JP2]以认知合法性获取最为重要也难度最大。社会组织需要综合采取适应型策略、选择型策略、操控型策略来获取合法性认同,未来合法性获取仍面临制度和能力挑战。因此,政府要从主体价值认可的角度给予社会组织合法性获取更多的支持,社会组织则要将合法性获取策略和治理行动策略有机结合,重塑行动路径。[JP]     

农村外出人口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瑶老组织社会治理智慧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传统家国体系逐步瓦解语境下,通过研究瑶老组织的社会治理智慧,探索其对乡村治理的意义,有利于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瑶老组织存活于瑶族日常生活中,瑶老是一种内生性权威,既依赖个人先天禀赋,也借助个人在实践中的表现。瑶老治理范式集综合治理、网络治理于一身,目标指向村寨治理的动态平衡。瑶老组织的治理智慧带给乡村治理的启示有：重塑乡村治理权威,强化网络治理,治理最终指向满足人的社会需求。     

农村宗教组织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四川省Z市A县的一个村庄为例

变迁已成为时代的核心主题之一。农村宗教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变迁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文章首先对宗教组织作了概念界定并对其历史发展作一简述;然后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宗教及宗教组织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最后在对所选村庄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社会文化人类学视角对其变迁以及在乡村社会中的整合作用作了分析。     

农村家风建设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与实施,国家逐步给予了乡村建设充分关注.农村家庭是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家风不正,必然会影响到农村家庭以及乡村和谐,并阻碍到乡村治理工作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工作的顺利推进.为此,我国相关部门逐步加大了农村家风建设研究力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农村家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愈发重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教育环境,从而推行了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为主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方针。如今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干部的首要任务,国家干部要加强对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的研究,真正落实乡村振兴政策。要整改治理方式,改变治理观念,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在建设时出现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分析了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为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功能——以黔东南L村侗族“寨老”组织为例

寨老是侗族地区主要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侗乡村寨治理中常常居于主导地位。文章通过对黔东南L村的调查发现,在寨老们以侗族传统反思现代化、外来政府组织以后现代维护侗族传统及行政村合并的背景下,L村的寨老组织得以制度化重启。重启后的寨老组织在其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并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应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激发传统社会组织的活力,以提升政府项目的有效性为路径,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     

后扶贫时代乡村返贫的社会组织治理研究

后扶贫时代扶贫的重点在于建立可持续、有实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返贫治理机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依靠其涉及领域广、筹资渠道多和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返贫治理领域的失灵现象,成为实现乡村稳健脱贫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分析

促进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中要义,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及逐渐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从积极探索嵌入性发展开始转向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保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源,借助政府、村组干部、基层经办服务人员、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确立参与治理的理念、明晰参与治理目标、理顺参与治理关系、规范参与治理过程等路径,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下,达成对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社会资本理论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功能

在对 2 0世纪 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和评析的同时 ,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们研究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提供了崭新的分析框架 ,并以此为基准 ,对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解析思路和途径进行了阐述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合法性——以农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建设为例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产业振兴面临合法性不足问题,这关乎习近平总书记“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产业振兴中的贯彻落实。通过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践,发现农村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的制度支持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基层政府在项目过程中有选择地制定和执行项目管理制度,这造成的制度不连贯为社会组织带来了合法性不可持续问题。结合既有制度资源看,农村社会组织合法性困境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行业规范不适用于理事会,二是行政制度不持续。行政制度不持续根植于指令治理环境,不能为社会组织提供持久的合法性保障。未来可尝试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开辟制度建设的协商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