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信产业的政府管制行为分析——一个糅合有限理性和偏好的理解视角

通过简要分析政府有限理性的具体属性,认为政府与个人一样在管制行为中会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其次,通过构建政府效用函数,对有限理性约束下的政府管制行为进行了模型分析,认为政府的管制行为是其行为属性和偏好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对有限理性约束下的政府管制行为的分析,尽管与其他政府管制文献在研究思路和分析进路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仍然对从另一侧面加深理解政府产业管制行为具备一定的意义.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认知分歧与内群偏私:公共政策绩效损失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现象日渐增多。试图从公共政策绩效生产过程角度来回答公共政策产出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差距问题。运用社会心理学以及PV-GPG理论阐释了公共政策绩效生产过程中的群体合作与群体冲突行为产生的过程,从中分析公共政策绩效损失产生的逻辑起点、原因以及影响要素。研究发现: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逻辑起点是政策利益主体的认知分歧;公共政策绩效损失产生的原因是,公共政策绩效生产过程中政策价值目标的相对稳定性与利益群体价值分散性的矛盾;影响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主要因素有认知场所、社会观念以及政策包容性。最后提出了减少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对策建议。     

信贷约束与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影响效应及损失估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创业行业异质性角度,分别构建农业 创业绩效与非农创业绩效的客观衡量指标,理论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 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使用处理效应模型估算信贷约束所导致的 创业绩效损失.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会显著制约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对农业创业家庭而言, 受信贷约束的制约,从事农地规模化经营对其亩均农产品产量和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均未 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相比不受信贷约束家庭,受信贷约束家庭的亩均农产品产量减少 １１９．４２４２千克,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０．２０９７元.对非农创业家庭而言,相较于不受信 贷约束家庭,增加受信贷约束家庭的借贷金额可以显著提高其生产经营净利润,若受信贷约 束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其净利润将提高１．９５３３万元.此外,受需求型信贷约束 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时,其创业绩效的改善效用优于受供给型信贷约束家庭.研 究结论证实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及其损失.基于此,在优化农 民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切实解决农民 创业融资约束问题,提升农民创业绩效、改善农民创业质量.     

打造绩效管理体系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简

本文从绩效管理的概念和作用入手,结合船机公司2007年以来绩效管理体系的运行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思路。最后总结要从改变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加强过程控制和过程沟通、合理运用考核结果、对绩效管理体系进行动态维护、以文化建设约束职工的行为等五个方面改善企业绩效管理体系。     

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分析

政府绩效评估就是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和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 ,它是在 2 0世纪 80年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贯穿了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政府绩效评估指向的是政府公共部门的特殊职能 ;意味着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信息的交流与沟通。政府绩效评估是由收集资料、确定评估目标、划分评估项目、绩效测定及其评估结果使用等组成的行为体系。绩效评估措施对加入WTO之后的中国政府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合作技术创新过程中隐性知识学习途径研究

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使科技与创新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增强企业的合作技术创新能力是确保竞争优势的长远战略;企业合作过程中存在着频繁的正式与非正式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其产出成果也以隐性知识为主要形式,目前我国企业隐性技术开发知识的学习、吸收和创新能力不强;合作技术创新以隐性知识的学习、开发和创造为目标,企业必须加强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建立知识管理系统、加大研发与人力资源投入,以增强其对隐性知识吸收的途径。     

理性预期规则的产权与效率——理性预期学派公平效率观的产权分析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作出理性预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观因为受到理性预期的影响而缺乏效率.其实,理性预期要受信息充分的程度、财产权利关系清晰的程度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收入均等化意义上的公平观,还是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规则及其机会平等意义上的公平观,其有效性都是有限的.     

隐性知识显性化、双元性创新与中小企业临时团队绩效研究

在回顾隐性知识显性化与团队绩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西北地区239支中小企业临时团队为研究对象,以双元性创新为中介变量,探究临时团队内隐性知识显性化、双元性创新与临时团队绩效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中小企业隐性知识显性化对临时团队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双元性创新在隐性知识显性化与临时团队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最后,参照军队资历章管理的特点,结合研究结论提出措施建议:实施临时团队勋表资历章制度。通过资历章的佩戴,清晰明确的向其他成员传递自身知识信息及临时团队信息,提高临时团队沟通效率,整合、物化临时团队隐性知识存量,进而提升中小企业临时团队绩效。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信息管理与国家信息政策需求

国家信息政策问题是近几十年来各国都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国家信息政策过程与所有政策过程一 样,都以政策需求为起点。中国是否存在国家信息政策需求?本文从信息资源管理、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运用 三个方面,对中国当前的信息政策需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财税政策、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财税政策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措施.以创业板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5—2017年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财税政策、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财政政策比税收政策作用大;财税政策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财政政策比税收政策缓解效果强;融资约束在财税政策与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财税政策激励力度,完善企业融资市场,科技型中小企业应充分利用财税政策的信号效应,时刻关注并充分利用相关政策拓宽融资渠道.     

政府绩效管理的政策执行风格研究——以广州萝岗区为例

现实中,整合政策过程和绩效管理过程一直是非常困难的。我国正在进行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致力于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但是,当前工作的一个缺陷是,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只是一次纯粹的政府绩效管理改革,并未触及政策体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理想形式,比如主体如何构建、指标如何设计、如何组织实施、结果如何运用,等等,却很少关注政府绩效管理在现实中的矛盾甚至对抗。未来的政府绩效管理试点需要实现政策过程与绩效管理过程的统一,保持组织评价权和评价体系的统一,管理过程要方便操作、简单易行,也要加强绩效管理的结果运用。     

认知分歧与共享现实:公共政策绩效损失是如何产生的?

公共政策绩效损失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将"什邡决策困局"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什邡钼铜项目"决策绩效损失产生的过程、原因与内在机制等理论问题。研究首先梳理了"什邡钼铜项目"决策绩效损失的产生过程,即由认知分歧一利益分歧—街头抗议—绩效损失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关于公共决策绩效损失的理论:界定了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涵义并说明了其研究价值;发现公共价值建构不足是导致政策绩效损失的根本原因;发现认知分歧、共享现实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公共政策绩效损失产生的内在机制性因素;发现绩效领导力以及合作生产理念不足是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主要原因;认为政府必须重视和应对社会认知场所的深刻变革。     

社会绩效、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利用沪深 A 股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社会绩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可以缓解融资约束,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行为不会影响社会绩效对融资约束的作用,但较高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可以增强社会绩效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证实了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丰富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经济后果的认识。     

预算软约束、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为探究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行为成因,在学术界对财政分权下预算软约束驱动因素和政治集权下经济增长目标拉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交互关系模型,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上看,预算软约束和经济增长会同时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在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而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预算软约束的政策驱动作用会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而经济增长的目标会加大预算软约束对隐性债务规模的驱动作用。根据这种地区异质性,应制定区域差异性的隐性债务规模扩张防范政策,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

政策移植是寻求和实现政策价值、政策理念与政策知识的时空转移并促使其在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受众中产生效用的过程.政策移植是政策创新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公共决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策移植有利于加速政策议程建构,扩大政策供给的选择集;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实现优质政策要素的整合与配置,促进优质政策的传播、扩散与发展.政策创新优化的需求是政策移植的根本动力.政策移植可能产生之负面影响是对政策自主创新的抑制;如若政策移植水土不服将导致政策失灵;政策移植往往聚焦于或致力于彰显外围制度或显性政策的变迁而忽视核心制度的变革;拥有充分资源并通过持续政策移植实现政策创新的政策主体,其政策移植行为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导致或加剧不同地区或区域间政策结构差异的扩大与发展的不平衡.     

基于有限理性行为决策机理与评价研究

考虑到传统理性决策的缺陷,以有限理性为研究的出发点,运用行为认知分析思路和方法对行为决策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接近实际决策的基于有限理性的行为决策理论框架和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有限理性偏差因子,将理性项目定量评价指标与有限理性和行为偏差定性评价指标结合,对项目决策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政策透视

从教育政策的视角来透视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的现状,可以发现在形成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城市偏好”、教育资源配置政策、教育绩效评估政策和“重点学校”政策等多层面上的错位。当前对基础教育政策的调整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强化基础教育公平的价值理念,突显弱势补偿原则;实行教师交流制度,完善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机制;建立科学的督导评估体制;取消“重点学校”政策,推行学校标准化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