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简称为“中体西用”)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论问题。一提及这个问题,人们自然首先注意到张之洞及其《劝学篇》。那么,“中体西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张之洞附和并强调这一观点的原因及其目的何在?怎样理解和评价这一问题?考察我们这个民族近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论争,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教训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了。     

孙家鼐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首倡者

贵刊1982年刊登邬国义同志《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说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口号最早见于文字者。其实不然。据笔者所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西历1895年4月),在《万国公报》发表的《救时策》中,就已明确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者署名为南溪赘翁。(见《万国公报》第七十五卷,1895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益扩大,层次日益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分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达到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中体西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由来已久,似已成为学界定论。以陈旭麓先生的论述为例,"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之一途......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①。但在笔者看来,洋务运动既没有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把"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这样的口号作为指导思想。主持和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和学者,主要围绕着自强需要不需要西器、…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简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朝封建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这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改变,看到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也认识到某些新思想、新文化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把资本主义国家在武器制造、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当作“强壮剂”,在其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以兴学校、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一教育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要正确地评价它,就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从横向和纵向去评价.所谓横向评价是指“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当时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影响,纵向的评价是指“中体西用”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对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看出“中体西用”进步的一面和保守的一面,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论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意及其演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究竟是谁创用的?它的本意是什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很长时期一直没有明确,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才开始公认该词的创用者是沈毓桂。因为早在1895年4月沈毓桂就在发表于《万国公报》的《救时策》一文中这样说过:“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     

“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产物,它首先由洋务派提出并以之作为兴办洋务的宣传口号.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中体西用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在近代,它曾被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所提倡并赋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重评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以《劝学篇》为中心

学界通常将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论的典型代表。但细究《劝学篇》全书之意,中体西用似乎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括之语。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比以往所说的中体西用论内容要丰富得多。这一文化观以纲常论作为政治的最高准则,将民权思想断然排除在可以接受的西学之外;又以会通论作为文化的基本取向,极力主张中西之间全面融会贯通。其纲常论作为一位封疆大吏的政治宣言,无疑阻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和西学传播的深化,而其会通论作为一位著名学者的文化思考,其中仍然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对“中体西用”的几点看法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这个口号,史学界长期以来予以否定。七十年代末以后虽有所改变,肯定了这个口号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某些有益的作用,但基本上还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口号,它虽然有自己的局限性,但其主流却是好的,它指导下的洋务运动,为我国提供了许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东西,对这个口号,应该基本肯定。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