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罪犯屯田及其影响研究

明代的罪犯屯田按性质可分为两种形式:民屯和谪屯。这两种性质的罪犯,其待遇、服役期限、屯田的地点以及政府对他们的管理等是不同的。民屯罪犯的服役地点一般集中在凤阳、北京地区,服役期限一般在三五年左右,对其管理相对较松,其目的主要是恢复经济;谪屯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云南、甘肃、辽东等边疆地区,其服役期限一般是终身,政府对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其目的主要是实边。     

曹魏淮河流域屯田论述

淮河流域是曹魏屯田的发源地,也是曹魏屯田集中分布的地区.作者在深入考察淮河流域屯区分布形势的基础上,阐述了淮河流域屯田对曹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郡县经济的复兴、加强东南边防的历史作用,分析了淮河流域屯区在整个曹魏屯田制度建设中的地位,着重论述了在建安初年郡县不能正常发挥其经济职能的情况下,淮河流域民屯为曹魏政权经济命脉之所系及其对于支持曹操逐鹿中原的特殊作用.     

曹魏淮河流域屯田述论

淮河流域是曹魏屯田的发源地,也是曹魏屯田集中分布的地 区。作者在深入考察淮河流域屯区分布形势的基础上,阐述了淮河流域屯田对曹魏政权的巩 固和发展、郡县经济的复兴、加强东南边防的历史作用,分析了淮河流域屯区在整个曹魏屯 田制度建设中的地位,着重论述了在建安初年郡县不能正常发挥其经济职能的情况下,淮 河流域民屯为曹魏政权经济命脉之所系及其对于支持曹操逐鹿中原的特殊作用。     

清代河西的屯田及其影响

河西是历代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重要地区,清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在河西地区兴建屯田。在兵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河西地区出现了兵屯、民屯、回屯、犯屯四种类型的屯田,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几大屯区。随着屯田的进行,土地被大量开垦,水利设施不断被修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开垦却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邓艾与石鳖屯

<正> 淮河下游的洪泽湖地区,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屯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的屯田,以淮河南岸的石鳖城为经营中心,故有“石鳖屯”之称。五十年代末,韩国磐先生曾作《魏晋南北朝时的芍陂屯和石鳖屯》一文①,指出: 芍陂屯和石鳖屯,在魏晋南北朝时,一直是国内重要的屯田区。石鳖屯在今泗县东南。东晋穆帝时,荀羡为北府都督,即曾在此进行屯田。……其后,南朝各代,多在这里屯田。韩先生的文章,是解放以后唯一研究石鳖屯的学术论文,他的工作具有开拓的性质。他第一次把石鳖屯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屯田区提出来,阐述了它的发展情况,并对当时这一地区屯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作了估计。拜读韩文,受益匪浅。但     

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

我国古代存在过屯田制度。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之分。关于西汉屯田,海内外大多数学者主张有军屯、民屯两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汉屯田乃指军屯,没有什么民屯,存在着分歧意见。主张西汉有“民屯”的学者很多,其主要依据就是“徒民实边”。例如,“文帝时,晁错首先建议屯田。他主张移民实边,一面当兵,一面屯田”:到汉武帝时,“与军屯并行,民屯也大规模进行。……竟有一次达七十万人之多者,可谓‘盛矣’。”近年     

略论金朝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

文章认为金朝统治者之所以要兴置西北屯田，是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以及足食足兵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其屯田计有猛安、谋克屯田、军屯、蕃汉弓箭手屯田和民屯四种。在猛安、谋克屯田问题上，认为这类屯田不仅遍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而且存在于函谷关以西的西北地区；屯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历史作用是增强金朝抗击西夏、蒙古的经济、军事实力，拖延了战争的时间，延长了金朝统治者的寿命。     

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

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6年),清朝即着手对云南基本废弛的明朝屯田进行归并州县的改革,但此后屯赋的征收额度一直在发生变化,始终保留了与民田的差别。探讨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处置的全过程,特别是屯赋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按河阳县民赋上则征收后的屯田及屯赋发展变化的情况,有助于加深了解云南卫所的屯田性质以及卫所屯田的最终归宿。     

关于汉代屯田的几个问题

汉代屯田,主要散布在北边和西北边郡,与解决北边、西北边疆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开发边疆有关,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在汉代屯田的研究中,我认为存在着一些应深入讨论的问题。当然,我所同意的未必为是,我不同意的未必为非。为了有利于问题的澄清,现将一些縈绕于脑际的问题讨论如下。“将屯”不是“将兵屯田”在汉代屯田的研究中,陈梦家先生认为:文献中的“将屯”是“将兵屯田”的省称。这个问题因关系到汉代屯田开始的时间,所以不得不辩。现引陈先生《关于将屯》之短     

西汉的屯田

屯田其名始见于武帝征和四年桑弘羊请置屯田输台以东的奏疏中,若追溯其源,则始于文帝时晁错建议的移民实边政策.它之所以出现在两汉时代,是有其社会条件和现实根源的.因此,我们对西汉屯田设置的原因、条件、性质及其作用作一考察和评述,对西汉以后屡次显现的历代屯田的研究可能有所帮助.一、屯田是弥补中央封建集权兵农分工所引起的弊症的产物历史上无论是军屯、民屯、商屯、盐屯,其名目虽各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军事性的屯田,都是为了解决当时边区军事给养而设置的.在封建领主制时期,兵农是密切结合的,《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的军队是"春振     

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对兵防的二次调整,云南的汛塘制度有了较大变化:分布于汛塘的绿营兵成为整个绿营兵的主要部分,汛塘、汛塘兵丁都由清初的以云南腹里发达地区为分布中心,向着腹里发达地区、腹里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均衡分布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乾隆三十五年后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态势。这一变化,标志着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深入到了边疆和山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     

清代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演变探析 (1636-1894)

与明代及后金时期相比较而言,清代中朝互市前期的边境贸易具有持续稳定,管理有序;鲜明的宗藩特色;交易品种相对固定等特点。19世纪80年代,中朝迫于形势调整了边境互市贸易政策。与中朝互市前期边境贸易相比照,互市后期边境贸易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朝通商贸易中政治因素逐渐淡化、通商要素更自由化、交易形式和制度的规范化及清政府对互市贸易管理的专门化。这些意味着中朝间的通商关系开始向近代国际贸易关系转变。     

元朝、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思想之比较

作为先后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清统治者在治边思想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元、清统治者在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元、清两代在经营云南地区的具体做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元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表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研究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为了活跃新疆经济,清朝采取鼓励内地商民出关贸易的政策,大批内地商民纷纷携资入疆。乌鲁木齐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商屯最早在此得到开展,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的开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乌鲁木齐到清末发展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清末中国的边疆危机与舆论应对研究

清朝末年,中国边疆危机丛生。为应对危机,公共舆论界藉公共舆论为利器,及时报道了各类危机发展态势,提出诸多颇具建树的应对方略。在公共舆论催生下,清廷通过施行各类新政去应对边疆危机。针对此等尝试,公共舆论界亦进行了及时报道和宣传。而当清廷统治即将崩溃、边疆局势却急速恶化之时,公共舆论界又对清廷与地方当局应对危机不力、行政腐败等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清末新闻传媒围绕边疆危机的以上报道乃至批评指责,均属特殊环境下公共舆论应对边疆危机的重要内容,展示了清末时人藉公共舆论为利器,抵御边疆危机、固我边圉的爱国情怀。     

试析清末新政对中国文化与经济近代化的影响

近代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爱国自救运动,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上层统治者也在审时度势推行"清末新政",其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试论清朝治新政策在西域诗歌中的反映

清代西域诗歌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情韵和思想意蕴反映了清朝＂天下一体＂的大一统、＂因俗而治＂、＂恩威并用＂和屯垦实边的治边思想和政策。     

试论康熙时期台湾原住民政策的变迁

讨论了康熙时期清代台湾的原住民政策。认为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施了积极的原住民治理政策,并且得到台湾原住民的积极回应。朱一贵起义及其带来的严重后遗症,极大地改变了清廷的治台思维,也改变了清代的原住民政策,导致由积极治理转为消极隔离。但这种隔离并没有阻止原住民和汉族民众的接触,原住民仍处于不断汉化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