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生：“入世”与“遁世”的价值和困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人生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学人生分别奠定了入世与遁世的文学人生理论 ,各自体现了“士”积极参与社会建构的实用人生理想和“士”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审美人生理想。中国古代作家入世与遁世的人生模式 ,分别体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 ,儒道互补的人生选择是调整入世与遁世人生价值冲突的有效手段。入世与遁世都存在着诸多困惑。整合多元文化精华是升华和超越文学人生的关键所在。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对禅之理解及禅宗色彩观在文人画中的"自行呈现"

1〉意为"止观"、"沉思"、"静虑"的"禅"是将主体浸入教理的活泼泼的直观性体验,它维持了"宗教"活的生命;2〉禅宗色彩观当是禅宗理论的自然衍生和凸现。庄禅一脉,不可两分。不是现象界的色彩不是知性语言,而是与诗性的描述性语言同质的"摹状词"意义的色彩(素淡-虚空之黑白)承担了本体论(庄子之"道"、禅性性"空");3〉禅宗色彩观在文人画中"自行呈现":中国封建后期士大夫阶层禅悦之风大盛,这时的文士画家心理应是儒、道、玄思想积淀经由禅宗综合起作用。深受禅之影响的文人画取代青绿成为画坛盟主是历史而宿命更是境界追求般选择了黑白之韵;4〉禅艺合流,禅以荒寒清冷为最高境,文人画即以"深情冷眼"的荒寒境为最高美学意境。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散文”术语古今之“辨”

当代中国的"散文"术语"所指"是支离与分散的,不同研究者的视阈中其内涵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谓"散文",只是"骈散之散"的语体概念,隶属于"大文章"范畴;而文学性的文体"散文"概念,则是"五四"之后,伴随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而被引入中国的;接受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学者,在对中国古代书面语言进行梳理时,并未还原到古代书面语言的历史场域,而是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挪用"与"横移",造成"大散文"全面覆盖"大文章"的格局。古今"散文"术语"所指"亟待厘清。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孔孟“士”思想浅论

<正> 孔子和孟子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杰出代表、伟大典范.他们关于"士"的思想,虽然由于历史的和个人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有其缺陷和不足,但总的来说是十分博大精深的.下面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红船精神”与“中国梦”论析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之源。在实现"中国梦"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需要呼唤"红船精神",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灵魂坚持走中国道路,以民族和区域文化为根基弘扬中国精神,以国家独立与进步为己任凝聚中国力量,作为"红船精神"的价值指向,为实现"中国梦"指明路径选择、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今天,进一步理解"红船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关系,依然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     

论“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的当代交融

在学术研究中,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儒家价值观浸润了独特的理论情怀。"韦伯命题"宣称:经由儒教无法通达资本主义大道。如此,儒家价值观与资本逻辑的思想载体——资本精神,也便丧失沟通之合法性。在资本全球扩张的今天,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内在一致性的开掘、中国市场经济独特属性的凸显,打破了"韦伯命题"的逻辑强制,进而使得二者深入交融成为必要和可能。而构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呼求,则又为它们互溶互生,提供了契机、载体和通途。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论“五四”参照系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包含着两层不同的含义,即边缘化"危机"与边缘化"意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基于两种不同语境的思考,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殊途同归.对"边缘化"的探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己社会、历史位置的重新确定.而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源头的"五四",无疑为当代知识分子自身合法性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系.     

中国“知识分子”语源学与文化学考察

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语词发源及语义演变的考察,可知各时代有不尽相同的"知识分子"概念规范。中国"知识分子"概念有其自身的渊源和特征,古代的"士"往往以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来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在社会变革中更强调自身的自由独立。     

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之实现

何谓学者 ?中国古代的“士”林文化就提出了要“兼济天下” ,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当代学者余英时亦引入西方观念 ,认为知识分子 (学者 )应当是“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 )的维护者”。可见 ,学者应该关注社会、关怀民众 ,有社会责任感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 ,学者如何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即通过何种途径、采用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我认为 ,这一点在当今时代特别值得探究、讨论。当今社会存在一种普遍现象 ,就是不少学者从政意识特别强 ,这不但表现在行政机关里 ,而且非常普…     

论反思小说的政治向度——以张贤亮、王蒙作品为重心

作为对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思,反思小说曾在新时期形成文学热潮并引起强烈反响。总体而言,政治是反思小说的主要精神向度。这种精神向度既体现为对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治得失的总结与考量,也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政治情怀的表达或政治身份的诉求。就张贤亮、王蒙两位反思小说代表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张贤亮那里,政治苦难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唯是历史的馈赠,而且是政治浴火重生的熔炉。而对王蒙来说,即使历史曲折让知识分子遭受政治打击与精神扭曲,也不能改变他们"虽九死而未悔"的"少共"情怀。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之“和”及其三个维度

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其资料浩若烟海.但是,其基本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已初具雏形,并内涵了其基本的特征"和"之思想及其三个维度:儒家的"德和"思想,道家的"天和"思想,郑声的"心和"思想.它们影响着中国音乐美学以后的路径和走向.笔者拟就此一问题,谈点陋见,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