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守礼而求仁：早期儒家对“士”的政治德性塑造

"士"在中国古代政治理性和文化传承上都表现着高度的连续性。"士"最初来源于承担国家事务的宗法贵族,经历了贵族内部和社会文化的两次大分化后,在春秋时期演变为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人群体,以"文士"和"吏"的角色承担着政治和社会的聚合及教化功能,进而成为中国独特政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早期儒家将"士"内嵌于"俗""礼""法"一体的"礼治"系统中,从个体道德修养、社群生活方式、国家政事运行等方面对"士"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理性反思,着重塑造了"士"的忧患意识、教化向善、忠信恭敬、以德抗势和穷达以时的政治德性,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政治理性,也对后来"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儒家“絮矩之道”及其价值意蕴

“絮矩之道”作为儒家伦理的重要思想。历来为中国传统社会执政者所重视并成为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道德法则,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获得了持续的社会认同。大力发掘和倡导“絮矩之道”的内涵及其价值,对于激发人们的主体能动性、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人际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文关怀辨正之四：“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

人文关怀是"人文理论"与"文人理论"的统一,每一个从事社会知识或自然知识研究和教育的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切实有效地纠正青年一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忘本"倾向、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忘本"倾向、对自然知识的"忘本"倾向。     

儒家的“礼乐”观在汉、韩、日语中的体现

儒家的“礼乐”观是社会关系的指南：“通过端庄的举止与宇宙和同胞生活在和谐之中”。儒家思想认为社会的基础是平衡与和谐。许多亚洲国家对“交际”一词下的定义强调和谐，尤其是在有儒家传统的文化中更是如此。儒家思想对人际交往有五方面的影响，而对语言也有种种影响。中国人见面时的客套话、韩国人对敬语的使用、日本人用含蓄、委婉、模糊曲折的言语等风格，都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念。     

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及其当代价值

古典儒家重"己",有"知己"、"为己"、"修己"、"立己"、"克己"、"行己"、"成己"等说,极言吾人道德与人性上的自觉自为,自立自强,实有一整套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人文化成的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因其核心和要领在于自我的道德觉悟与修为,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言,可谓之"为己之学"。古典儒家"为己之学"与当今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有天壤之别,恰是对后者之反对、克服与超越。当此文化生态急需廓清与更新之际,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尤有其至关重要的道德教育意蕴,值得我们悉心体会、批判继承、着力弘扬。     

“菩萨低眉”与“金刚怒目”：一位儒家的矛盾心声——程千帆《闲堂书简》读后

倘想了解程千帆教授的人生情怀、价值取向,他的一番夫子自道不可不读。在给朋友周勃的一封信中,程先生说:“我始终是个儒家,也信马克思主义,但儒家是本体。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的根本,人活着就得做一点对人类有益处的事。就凭这一点,我在十八年的右派生活中活了下来。     

评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矛盾的“显”、“隐”与“被证”

本文在澄清“矛盾”、“自涉”、“意义”、“禁止”诸概念基础上 ,评析了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 ,指出了皮亚斯观点的“灼见”与“不足” ;刻意分辨了“仅是矛盾”与“矛盾被证” ,指出“强化谎者”悖论之根源在于“复合命题”谬误     

儒家建构新“仁”的理论依据

儒家“仁爱”思想在现代社会必须突破“爱有差等”的局限性，发扬博大的人道精神。在这一转换的实现过程中，儒家经世致用的权变思想、“自省”的道德修养论以及注重实效的道德实践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持。     

儒家伦理精神现代转型的“实然”、“应然”、“适然”论

本文以“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分析儒家伦理精神“生产力代表性”的“实然”状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应然”要求,寻求到转型的“适然”途径。     

法家与变法的名实辨析——兼论法术之士的悲剧命运

法家在先秦其实被称为“法术之士”,“法家”之名称在汉初才确立起来。所谓变法,在开始时礼和法的差别不大,早期多有儒家士子参与其事;后来的变旧礼为新法,应该是刑律的公布与大量岀现造成的,特别是商鞅将刑罚和军事结合起来,一切以军事斗争为中心而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得礼制失去了实行的基础。法术之士结局多比较悲惨,这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依赖君主的个人意志有关,若失去了保障,就会作法自毙,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还是被保留下来。     

儒家“公”观念的公共考量及其社会化路径

儒家之＂公＂是一种内省自律的德性理想,蕴含着儒家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追求。个体的道德反省总是镶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我国公共社会的发展,需要儒家＂公＂观念客观化为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也需要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参与和互动,形成外在社会规则与内省的道德意识相得益彰的公共生活范式。     

新“零售之轮”理论的启示

“零售之轮”假说与“真空地带”理论对新业态进入市场 ,向旧业态挑战 ,并发展成为面向中、高收入阶层以高价格进入市场的超级市场等进行了阐述。但二者都有局限性。随之产生的新“零售之轮”理论填补了二者的缺乏。提出新生态为了进一步发展 ,以期比原有业态具有竞争上的优势 ,并使新业态整体进化为主要业态 ,就必须突破原有技术边界线的物流、信息流、管理等进行技术创新。即新业态引进了划时代的创新时 ,才会引起主要业态的变化。     

“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

儒家美学思想对我国的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中和”美学思想。“中和”美就是指结构和谐、内部诸因素发展适度的那样一种荚。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审美与艺术上,则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风格的形成,如艺术形泉的温柔、敦厚,意境上追求恬淡、宁静、隐秀,表现方式上讲究委婉与喻比,从而也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美的特点。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先秦“家语”文献源流及其文体嬗变——兼论上古文人集团现象

先秦语类文献在编撰方式上可分为国语与家语两种形态,家语文献又有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之分。大夫家语存在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形成两种文本形态:一是编集某一个体与家族内其他成员之间的言论;二是编集家族内不同时期成员的言论。这种家族化过程不但彰显家族延续性这一不朽观念,同时又达到个体借助立德、立功、立言方式以期达到不朽之目的。诸子家语的生成方式大体有三种:弟子编纂老师的言论、师徒文献的合编及经传体式,这些方式反映诸子家语的学派化特征,其目的是担负起维系学团稳定与学派建设的重任。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家语文献的家族化、学派化现象开启了后世文人集团与文学活动这一常见文学现象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