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对称,是一切包含违法因素的证据。现实社会实践要求排除非法证据。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我国宪法精神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行政制度的要求,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和必需。     

从防止警察违法角度反思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直接关系着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阻却警察违法的说法出自于美国的学说和判例,也就是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来确保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能够遵纪守法,进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实践中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需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同时满足必定性、及时性与严厉性.我国从侦查到审判的诉讼过程虽然也注意发挥该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但是该规则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和外在因素导致的缺陷,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仍需要采取措施来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考虑不同时期的侦查水平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期,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主要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特别是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发展排除的范围还应当把非法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纳入排除的范围之内.法院审判部门和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都应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执行主体,有权决定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可以分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和审判阶段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设立诉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在审判阶段通过设立庭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     

关于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 ,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的概念界定以及对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进行探讨 ,强调现阶段在我国 ,必须依国情、依刑事程序中的权衡原则 ,建立起原则上排除 ,但设若干具体、详细的例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并提出了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

全面了解直接与刑事证据打交道的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意义的。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和普通民众所进行的调查,充分显示了他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看法和预期。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对策

非法证据没有被及时排除,法院对被告人定罪时将其作为依据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可以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还可以减少法院的误判。近年来中国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从目前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出发,寻找解决对策。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本土化建构——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为视角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黄金裁判规则,无罪推定原则在限制公权力、保障被追诉者诉讼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历经两次大修,但仍没有在立法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沉默权等制度构建缺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技术侦查手段规定的不尽完善,导致该原则仍无法充分发挥其制度理性。转变传统诉讼理念,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入法、构建完备的立法体系,细化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真正理性的无罪推定原则,才能确保诉讼主体,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再被虚置。     

比较法视域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目的追求、体制结构以及机制模式,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各有不同。运用比较方法理论,在对比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司法运作的基础上,试图理顺和廓清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程序以及法律效果,从而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方法

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2010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予以确立和完善.但是,在立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实践中的某些老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在非法证据排除证明中,有些法官仍然要求辩方进行“严格证明”,却允许控方进行“自由证明”.对于控方证明方法的要求类似于严格证明,但对于辩方证明方法的规定则不甚明确.为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力的发挥,应当正视那些易被利用的疏漏,对模糊的规定加以明确,对阙如的规定进行增补.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在中国的立法中近乎处于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但是在实际的证据采信中,非法证据的大量出现不但会给法官的裁断造成障碍,还会给相对人对证据的采集造成极大的不利。于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各国的立法中相继加以不同程度的利用,并在民事、刑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也在这两方面大胆地对西方的法律做了借鉴,但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排除规则的利用仍然要与本国的实际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