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邓恩诗歌中意象的类比赏析

文章以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圆规、泪水、跳蚤)为例,对中英诗歌中意象手法的运用进行了类比与赏析,并指出意象是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意象,读者可以感受诗人内心的万千思绪,从而深化对诗人作品的理解.     

中国古代诗人的意象群及其构建模式

意象群是诗人进入创作之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意象材料库。不同的诗人、诗人群体以及同一时代背景下的诗人具有特色各异的意象群。意象群是随着诗人创作风格的逐渐形成、成熟而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是否具有完善成熟的意象群是衡量诗人创作风格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诗人意象群中的意象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诗歌意象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积淀；二是诗人各自的独特感受与创新。意象是意象群的内容实质。意与象是意象的两大基元。意象群的构建模式是以意和象为线索组成意轴与象轴构成初始的坐标模式，随着诗人创作实践的积累和丰富，意轴与象轴上的意象不断派生、扩展，使意轴与象轴不断延伸、交叉、对应，最终形成意象群构建的网状模式。     

本真的意象与装饰性意象——魏晋南朝诗歌意象美学风貌之比较

魏晋诗人的审美趣味受玄学影响,以天然、清真、本色为美,诗歌中出现真挚、自然、简约、本真的意象。它的特点是：其一,去缘饰而得简要;其二,以本色为佳,自然为妙。南朝诗人情感世界的世俗化促使许多诗人趋向于创造感性声色动人心魄的装饰性意象。有的装饰性意象恰切地传达出生命的华美富丽和人对生命感性欢乐的无比留恋;齐梁以后,诗人着意强调外在于审美情感的妍丽、明艳、光色灿烂的语言独立的美和意象耀目眩心的感官愉悦性,意象的感性美程度不同地脱离、损伤了情感本体     

论阿库乌雾诗歌意象的文化意蕴

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阿库乌雾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在其诗歌中罗列了众多的乡村意象、都市意象、心灵造象等意象体系,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是诗人诗歌创作的飞跃,是诗人生命突围的依托,更是诗人对艺术人生的追思。     

坚守与回归——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意象解读

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阿库乌雾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在其诗歌中罗列了众多的乡村意象、都市意象、心灵造象等意象体系,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是诗人诗歌创作的飞跃,是诗人生命突围的依托,更是诗人对艺术人生的追思.     

《唐诗三百首》中“时光”意象探析

每个人都活在时间的洪流中,对时光的思考也是每个时代的诗人关注的人生主题。文章以《唐诗三百首》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唐代诗人对"时光"意象的思考:"时光"意象是诗人反思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是诗人衡量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诗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研究

彝族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借鉴西方意象诗学的理念,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塑造出众多新颖、独特、韵味深厚的意象,既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独特体验、诚挚的民族情感,又融入了诗人对现代文化精神的理性思考,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文明复归、文化繁衍的深切关照。该文从象征意象、意识流意象、变形意象等三个方面对阿库乌雾汉语诗歌的现代意象进行研究。     

浅论英美诗歌中的修辞意象

英美诗歌中修辞意象是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和领略诗歌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几种常用的修辞意象包括比喻意象、象征意象、拟人意象及通感意象。精当的比喻会使形象更加鲜明,象征意象则是思想的荷载物,拟人意象强调物和人的相通相融之处,而通感意象表现为各种感觉互通有无,带给读者以新奇美的感受。     

多彩意象与斑斓色彩的交融——论闻一多诗歌绘画美

诗是语言的画,闻一多提出诗歌的绘画美,这里绘画美不仅是词藻的运用,更是意象使用的妥帖和色彩运用的契合。诗人对意象的选取、色彩的使用无不透露着诗人对生活的理性透视。文章将从诗人民族化意象的选取中透视其民族化的色彩,再从色彩与意象的糅合中窥探诗人作品的绘画美。     

中英诗歌中水和风的自然意象对比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中国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练的语言、优美的意象是其标志特征;西方诗歌同样异彩纷呈,形象生动。虽然中西方诗歌的传统和创作背景存在差异,意象理论也是同中有异,但是无论中西,诗歌中的意象都指心与物的融合,是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本文在分析了中西美学和诗学对意象的定义和分类后,选取了中英诗歌中重叠较多的水和风这两个自然意象进行对比,考察相同的自然意象在中英诗歌中的不同呈现和不同作用,从而更好地了解中英两种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     

论裕固族女作家玛尔简的诗

玛尔简是新时期裕固族重要的女性诗人。她以一个深受游牧文化影响的女性的独特感知去书写自己的家园、爱情以及本民族文化。她的诗歌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她继承了先民直抒胸臆的民歌思维,撷取了众多富含地域色彩的意象,把内地诗人笔下荒凉、贫瘠的戈壁草原书写成了生命的绿洲和精神的源头。     

古诗词曲中鸟兽鱼虫意象的翻译

作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鸟兽鱼虫等动物以其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与古诗词曲融为一体,用来表达诗人乐愁等情愫。而动物意象的翻译需要译者匠心独运,以向译语读者再现中国文化中鸟兽鱼虫意象诗歌所蕴含的审美情趣。     

同样的月亮，不同的意蕴

作为同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雪莱的诗歌中都出现了很多月亮意象，表现了“美丽、和谐、宁静”等文化内涵，但由于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他们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又表现出不同的意蕴和内涵。     

满腹愁情寄春景——李清照朱淑真心灵解压的物化意象

同为宋朝女性作家,李清照和朱淑真的作品呈现了诸多相同与相似之处,对人生命运以及爱情的变化的感伤使得她们在作品中较多地运用了春、花、水、月、柳、桐、酒、梦等多种意象来体现这种绵绵愁思,每样事物都承载着词人多思而敏感的情怀。作为古典诗歌中最动人的旋律之一,春的寓意在两位女性文人笔下更焕发出别样生机。伤春之情让人慨叹,惜春之情令人遐想……在春的意象那里,词人找到了自己情感宣泄与融合的媒介。多情的春意象攸关着词人的情感,留下了关于其他愁情意象的蛛丝马迹,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宋初晚唐体诗歌梅、鹤意象解读

晚唐体诗人以其诗歌创造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梅、鹤意象。鹤意象突出鹤的闲适、从容、清瘦、孤傲,呈现闲适高逸的世外情怀;梅意象则突出梅的清香、幽峭、冷艳、疏瘦,表现出清峭的品性与格调。晚唐体诗人以僧人与隐士为主体,他们主动疏离社会权力中心,以僧、隐的生活方式表现对世俗价值的否定,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独立的自我人格的完善,梅、鹤等花木禽乌意象成为他们闲逸心性、生活情趣和人格意识的外化。     

唐代山水田园诗背后的城市意象

唐代山水田园诗作为诗人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情感表述,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而且反映了城市作为人工设计的场所与自然空间及乡村的非设计空间三者的联系,从山水田园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成长环境、成长历程对其影响以及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态度.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论新时期女性诗歌意识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新一代女性诗人翟永明针锋相对地提出黑夜意识加以颠覆。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诗人的“主观个体”与萧开愚的“综合意识”

当代的诗歌写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诗人形象时,有着与前辈诗人不同的设计。作为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萧开愚以"限度意识"、"中年写作"等诗学命题,纠正和丰富了支配着"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文化英雄主体"、"对抗式主体",突出了写作主体中的"成年形象",也促使诗歌中的视角和语气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异质性的"主体"形象,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综合意识"。在早期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体现为对"分裂感"的模仿,即允许并主动承受不同的主体在自我内部发生争吵和冲突。而新世纪以来,他对早期的"综合"和"多"的目的进行了反思,"多"需要在综合后达到"一",根据这个"一",主体主动表现出较稳定的意识、认识和判断的方向,而这又是他所提出的建立成熟的主观个体所必经的一步。并且,在"主观个体"的建立上,他的论述涉及的不仅是写作主体和艺术家创作主体,而且试图波及所有想要建立内在完整结构、具备足够理解力、批评力和谅解力的个体,艺术家和写作者则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对此具有更热切的愿望。     

杜诗仁性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杜甫出生于奉官守儒的家庭,是中国唐代伟大的诗人。他继承了孔孟仁性伦理的思想,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思想家园。杜诗蕴含的仁性伦理的主要内容包涵了博爱、扶弱、俭德与其荣辱伦理思想,其基本特征具有性情之真、济世之善与人格之美等特点,杜诗仁性伦理对于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与社会文明进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