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

随着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逐渐紧密,由“大众”及其演化而成的“工农兵”批评话语也随之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批评实践中得以利用和阐释,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与内涵.本文意在考察从革命文学时期到“十七年”,在与不同政团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合力”中,“大众”与“工农兵”批评话语的生成和流变,及其折射出的文学批评祛除审美成规、终至“不能自主”的过程.     

阶级话语的转换与形成

文章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坛阶级话语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话语模式由政治 领域转换而来,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文坛。苏区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它将阶级话语这一 新的文学话语引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

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批评自发展之初即面临着审美批评话语缺失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当它放弃了与审美批评话语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维"的存在之后,文学批评活动的功能与价值也就发生了异变.本文试图就这种社会政治话语系统的形成原因、思维方式及实践特点做出理论阐释.     

“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斗争模式”的蔓延——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话语

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普及与强化、战争时期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遗留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或显或隐地蕴含了一种"阶级斗争模式"。随着政治环境、审美环境越来越严厉和"阶级斗争模式"的迅速扩展,人际关系的本质已经被完全抽象为仇恨和对立的象征体,彻底丧失了"人"的生动性和复杂性,作为个体的"人"完全沦为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想象性符码。作为"人学"的文学丧失了"人"的本性,只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阶级话语的变迁：1950～2010——以《人民日报》为例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借用阶级话语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活动。改革开放之后,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中的表达发生了变化：阶层话语兴起,阶级话语被淡化;经济话语成为主流,斗争话语被边缘化;改革话语成为核心,革命话语影响减弱。但阶级话语并未在国家话语中完全消失,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阶级话语将可能再次回归并对现实产生影响。     

“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清洁”的文本

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十七年"主流批评家的实践被赋予了"权威化"和"指导性"功能。他们以政治和阶级标准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异质"进行剪除和清理。在意识形态和批评的双重威压下,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强化"阶级斗争",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删除爱情、亲情等充满人性色彩的情节。"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一体化"和扁平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有着紧密关系。     

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回顾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浪漫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内部的分歧,背后潜在的重要因素是关于浪漫主义问题的分歧.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融汇与结合主要是以尖锐的论争和重要的文学口号的形式存在的.本文试图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关于革命文学与主观论的两场论争和“两结合”口号的提出,揭示浪漫主义巴拿马百花奖大锅饭会员国发出的文学精神、批评方法及艺术原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具体影响,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结构形态和本质特征提供参考.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新的语境。与以往历史境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不再以摧毁和否定旧体制旧文化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建构新的文艺秩序。为此,它要求作家正面表现社会现象,歌颂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历史,并着力清除＂不洁＂和＂不纯＂的叙事方式。王林的《腹地》写作于四十年代初期,它塑造了日常化的具有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保留了时代与乡村的原生风貌,却与新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成为新中国最早受到批判的长篇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中的很多描写与文艺新秩序的要求和写作原则相去甚远,对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十七年＂文学批评主题的生成并非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更多地来自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     

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主持人语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 ,已经对文学研究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 ,是迎头对应文化研究的挑战 ,而又运用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从新的路径进入文学的明智选择。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在后殖民理论的平台上被提出 ,并被移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的。文化身份研究从文艺美学来说 ,是肯定主体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的 ,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 ,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相结合的。因此可以融合进社会学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等诸多文学研究方法 ,可以融文学的背景研究和文学的文本研究为一体。本专题各篇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文学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王宁教授的《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准确地描述了全球性文化研究对文学形成的挑战 ,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 ,引入文化身份问题 ,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王宁还提出在引入文化身份研究中建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如果将王宁教授的论文看作是一种呼唤 ,那么 ,王一川教授的《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刘俐俐教授的《文学中身份印痕的复杂与魅力》乔以钢教授的《女性写作与文化生存》则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我们惊喜地发     

民族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民族形式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可以从当时占主流的有着文学“性质”的两种题材（即农村题材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替代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叉的“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中见出,它是新民主主义文艺“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也是苏联文艺“中国化”的过程。     

本土话语资源: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

本文主要考察本土语境是如何制约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规定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发展路径 ,同时也探究“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之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前景的意义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合法性解读——以“史诗性”文本和文学经典价值确认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以其整体的＂同一性＂构建了一个＂战歌＂与＂颂歌＂相交织的文学时代。＂史诗性＂文本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披上了漂亮的外衣,对文学经典的价值确认则体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理论的合法性存在。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论当今文学批评的功能

文学批评的功能指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它是在与相关领域的互动关系中实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具有不尽相同的功能。文学批评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具体包括文学批评的阐释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和哲学功能。     

"典型"的"纯粹"与"负累"——"十七年文学批评"关键词研究

"典型"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它往往依托于"人物"和"形象"而言说自身,与"新的人物"、"(新)英雄人物"及"中间人物"等概念有着紧密联系."典型"内涵的不断改写,既构成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重要现象,也记录着中国当代文学复杂变迁的微妙症候.     

阶级话语嵌入与农村价值观念变迁——以北京郊区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阶级"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词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重要表达机制,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实践。在1949-1950年的京郊土改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通过"诉苦""翻身""生产"等阶级意识教育与阶级话语嵌入,成功推动了京郊土改的开展,实现了农村基础的再造。阶级话语的嵌入,使农村建立起一套新的社会话语结构和生活规范,农民阶级本性、政治身份和国家观念开始形成。     

文学批评理论的双重话语--基于问题意识的再审

作为文学研究的当代知识范型,批评理论在对传统文论的超越中,逐步形成了自己阐释文学的基本思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形态却往往从审美关系论域出发,以批评模式对它进行诠释和界说。由此,忽视了贯穿于其中的问题意识与文学研究理论构成之间的对应关联,淡化乃至消解了批评理论的双重性质。正视并阐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话语构成和理论视域,对于当代中国文论更新观念形貌、介入本土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与《野草》的话语方式

《野草》通过繁复的意象和梦境的营造,建构了一个复杂的意义世界,蕴含着鲁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哲学。在修辞风格上,它追求语言的修饰和开掘,时有复沓、缠绕的笔墨,也不乏直白、节俭的语句。在曲里拐弯的表达里,呈现出他对文字的精准、文句的泊漾和虚词的迤逦的敏感和讲究。"然而"是《野草》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系连词。鲁迅对它有着恰当而巧妙的运用,无论是对情感和寓意的表达,还是形成语气节奏的转换与跌宕,都使《野草》多了一份意味深长的气势神韵。对"然而"的使用,有着鲁迅质疑和否定的思维特点,也呈现出鲁迅相反相对、矛盾并置的话语方式,由此,也可见出鲁迅对历史和现实的悖反与乖谬,生命存在的矛盾与紧张的独特感受。     

“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政策研究

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学政策的影响,如果把《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看成是当代中国文学政策建构的开始,那么第一次文代会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阐释和实践,而50、60年代则可视为对当代中国文学政策的调整,从这几个阶段历史的文学政策不难解读出文学政策的政治性、历史性、策略性的特点。     

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出版于1925年,此后郭沫若多次进行修订改版,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显现着郭沫若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与身份差异。初版本《文艺论集》中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整体框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是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建构方面考虑文学理论问题的。1929年和1930年,郭沫若对《文艺论集》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更明显也更集中地表现着郭沫若努力于"文学"的目的,或者说是郭沫若以"革命者"、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