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到历史"到历史的虚无--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最基本的特征是"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它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重新推向了文学批评的前台,受解释学的直接影响,它把历史看成是多重阐释的结果,并用"文本性"消除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然而最终新历史主义却由"回到历史"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     

“重划疆界”与“厚描”——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曾指出,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疆界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划界和重新划界乃是文学研究的特点。作为当代多元文化产物的新历史主义,其文学批评即肇始于对历史和文学的重划疆界,它打破了历史与文学、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固定界线。在批评实践中,新历史主义吸纳了人类学中“厚描”的方法,注重多种文本的“互文互动”,这是其新型历史观和文本观的必然结果。     

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奇异的插曲》

新历史主义主张文学真实与历史重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了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基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尤金·奥尼尔创作的《奇异的插曲》,阐述作者通过刻画富有时代特征的尼娜以及围绕她的几个男人,剖析美国一战后社会的本质。在将历史"戏剧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奥尼尔关注美国社会与历史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美国社会的良心,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

本文着重探讨新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问题：1.新历史主义的特征和文学批评立场；2．新历史主义对作家主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释；3．新历史主义文本观；4.作家、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等文学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新历史主义解读小说《金山》

文中从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和文本关系的3个主要方面来探讨《金山》的文学价值: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金山》的新历史主义解读,为华裔的文化身份构建了文本和历史。     

新历史主义诗学的第三种立场--论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精神求索

新历史主义诗学以历史叙事、文本、表述和话语为建构元素,批判性地考察历史及历史修撰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传统意义上的倡导客观元叙事的历史意识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颠覆。在这种“历史转向”的文学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异军突起,在对于外部传统及自身内部的双重“否定”中,建构了文学的精神价值要求与消费时尚的审美接受向度相“悖反”的统一,找寻到了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握手言和”的第三种立场。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标志着这一重要的小说创作思潮思想上的日渐自觉和成熟。     

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对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对象是作为历史与文化的文学文本,而文化批评的理论平台却是文化、历史与文本的对话关系.针对当前学术界在历史与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概念性纠缠和阐释性迷惘,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构想出发,对历史与文本、文化与文本、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分别展开探讨,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形态的文学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而在文化批评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阐释性回归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

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向。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它突破了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既消解又补充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探析

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对传统历史观以及文本观的一种解构和颠覆,它的核心在于提倡“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学术渊源多样,是一种理论的“碎片化拼贴”。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其重要的关键词,同时探讨了它的学术渊源,最后指出了新历史主义的局限性。     

主体性的虚构诗意性的真实——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颠覆历史权威,强调＂对话＂品格,将话语权力作为支点,寻求主体叙述,即通过文学虚构得以完成的历史文本的新的＂历史诗学＂。其历史观的颠覆性即体现在主体间入中的虚构性和诗意中追求真实性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叙述,历史真实观被新历史主义彻底地否决。取而代之的是＂审美与真实之间功能性区别的消解＂和＂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一历史观对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但其个性的恣意展现也使它失却了历史的严肃性,在消解历史权威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困境。     

《洪堡的礼物》文本的历史性解析

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导向,致力于全新解读贝娄的杰作——《洪堡的礼物》。贝娄对大众迷恋物质的描绘以及他对艺术和现代艺术家命运的关注使他与新历史主义的＂文本的历史性＂不谋而合。这表明贝娄的文本一方面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话语的功能性组成部分,贝娄的文本还在建构现实,唤醒美国大众意识上起着作用。     

英国文学名著鉴赏中的发散思维培养——以斯宾塞《仙后》为例

论文以斯宾塞《仙后》为例，从“一文多思”法的角度，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发散思维的培养。即1．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鉴赏文本，启发学生从文本与社会历史宗教背景的角度来启发思维；2．运用原型批评的研究方法鉴赏文本，从文本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启发思维；3．运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鉴赏文本，从文本与寓意和象征意义的角度来启发思维。     

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文学典型”学说是建立在文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的基础上,认为文学通过语言这种媒介可以忠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学说更是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中的命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对文学社会属性和价值功能的一种界定和把握.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以文本代替作品,把文学当做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我指涉,割断文本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关系,使得文学典型学说受到冲击和挑战.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关于历史发展、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等论说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马恩的典型学说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重聚》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文本和历史的互文性,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重聚》文本不仅影射了作者本人的经历,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价值观。本文本将从以上两个角度揭示《重聚》中体现的文本和历史的紧密关系,突出其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价值。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对一种反批评意见的初步回答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这种本体观曲解和泛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并将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等同,由此组合成“实践存在论”。“实践存在论美学”建立在“实践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与西方“实践派”理论和国内“实践美学”有着内在关联,其本质在于以西方存在主义存在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及其历史观。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突破,是行不通的。     

遁逃与突围——论苏童《罂粟之家》中欲望与历史的关系

作为向＂新历史主义＂小说大规模进军的前奏,中篇小说《罂粟之家》已经彰显了苏童向历史深处遁逃的勇气和决心。在《罂粟之家》中,苏童将欲望植入历史的肌体,用欲望化的叙事打破了以历史理性为要义的伦理关系的藩篱,颠覆了＂宏大叙事＂下被主流话语系统模式化的＂阶级（层）叙事＂,将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置于历史的中心位置,精彩地完成了一次人性欲望的突围表演,达到了历史与人性的高度契合,以此表现了苏童式深刻而独特的人性关怀。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上。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驳斥,即他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但他的这些错误思想在世界上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究其原因,我认为这首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关;其次与他批判的特点有关——用貌似纯科学的方法作纯学术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历史决定论,特别是指被教条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更深层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在实践中运用辩证逻辑概括出来的,而波普尔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形式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的逻辑和方法是人们通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