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政治与自由——汉娜·阿伦特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

从本质上来看，哲学与政治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在自由问题上表现的更为尖锐。阿伦特认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传统用真理排斥意见，贬低政治并分离自由与政治。她认为，哲学所追求的自由最多也只是一种内心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在她看来，政治存在的理由就是自由，政治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阿伦特论马克思的文本解读——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为视角

阿伦特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分析,表现为哲学和政治、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哲学则通过三个主要命题终结了这一传统,却又显示了与传统的复杂的相互关联,从而使马克思学说陷入了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阿伦特对此的分析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却又不免牵强,需要细致地加以辩明。     

张之洞为什么排斥“哲学”?——以晚清学制改革为中心的考察

在张之洞看来,哲学(西方哲学、佛教)具有否定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作用,所以极力反对哲学。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纯粹知性活动,对于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危险的、颠覆性的。经学是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根基。哲学在摧毁经学的同时,也摧毁了中国这一特殊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张之洞作为政治家,从秩序存立根基的角度反对哲学。它反映出张之洞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深刻洞见。     

从修辞学角度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想与现实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看作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又把它与伦理政治科学联系在一起。正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是把握似真性意见并通达知识的方法路径一样,修辞学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来说,是把握政治生活似真性意见并通达政治真理的方法路径;同时,由于政治生活的似真性意见的实践意味,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同样指向他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相对辩护,并寻求对之的实际改善。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错位——以苏格拉底和孔子为例

人们生活的场域可分为哲学和政治两大基本区域.因此,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史.历史表明,政治哲学表现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错位关系.东西方哲学和政治之间错位关系表现形式不同;以苏格拉底为例,西方政治哲学的错位关系表现为政治对哲学的僭越,故其任务是为哲学辩护;以孔子为例,中国政治哲学的错位关系体现为哲学对政治的代庖,故其任务是为政治回护.鉴于东西方政治哲学的各自缺陷,未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应在哲学、政治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保持双方的对话关系,从而促进哲学、政治的更好发展.     

重解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巴迪欧对政治哲学的回归与更新

作为西方左翼的翘楚,巴迪欧一开始就举着反哲学的旗帜,主张回归柏拉图时代的政治哲学传统,并致力于重新解读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是喊出这个时代的哲学的宣言就是让真理在场；二是指出回归政治哲学传统的路径有两条,即将事件-主体-真理构建为一个整体和走向公开的数学之路；三是解读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将哲学置于政治的前提之下,并赋予政治哲学以本质规定。     

私人、公民、哲学家:政治哲学中的三种思维方式

私人、公民、哲学家是切入政治哲学的3种不同的角度,它们代表3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并形成3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它们之间的深层差异,乃在于谋求政治合法性的不同方式,即分别从前政治的价值、政治生活本身的价值、哲学真理的角度为政治社会提供合法性证明。文章在分析3种模式各自利弊的基础上,认为哲学家在从事政治哲学的时候,应当从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民身份观念出发进行理论构造,着力阐发公民间横向的政治关系,以便既突出政治哲学的政治之维,同时又回应价值的多元性。     

总体性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北大核心CSSCI

卢森堡和卢卡奇在运用总体性的理论方法来考察马克思的理论时,从中开显出了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在卢森堡的启示下,卢卡奇提出总体性,旨在审理实证主义理解"现实"与"事实"的方式。在此过程中,通过抗拒实证主义而展现出对政治价值的追求,尤其是布洛赫所说的那种链接于价值判断或理想追求的"希望"的东西,在总体性的结构中得以显现,政治哲学由此在总体性视阈中"出场"。在卢森堡和卢卡奇总体性理论话语之背后,我们发现了通往马克思总体性以及政治哲学的一条思路,总体性对政治哲学的开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十分真实地发生了。     

斯特劳斯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在当代复兴政治哲学的尝试备受当前国内外学术关注。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重建基于其对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它有双重意蕴: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或者是以政治的方式让人们走进哲学。施特劳斯特别强调后一维度,并从这一维度重新审视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批判了以现代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科学,主张放弃将政治科学化的企图。     

哲学与政治: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解释

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乌托邦理论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个方法论设计,这一设计是为了协调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化解两者之间的张力。乌托邦将最终实现哲学与政治的完满结合。但在乌托邦被建构起来之前,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持续存在。柏拉图建议哲学家学会运用意见来设定标准和建立规范,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最高的人类活动是哲学而非政治。     

辨识哲人的亲缘——柏拉图《治邦者》开场绎读

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柏拉图的《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在《治邦者》中,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在《治邦者》开场,苏格拉底鼓励两位年轻人辨识出他们与苏格拉底的亲缘关系,进而走上苏格拉底哲学之路。     

论政治哲学的性质、内容和功能

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最高层面,也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因为政治哲学的性质是对政治思维的前提性反思,政治哲学的内容是讨论人类政治生活所面临的困境问题,政治哲学的基本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批判性理论建构功能;二是政治思维的培养功能。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哲学思想新探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吉登斯建构其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解放政治是要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因而是宏观政治;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搁置一边的道德和生存问题,因而是微观政治。在后传统社会,生活政治逐渐取代解放政治而占据主流政治的地位,因而出现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生活政治关注生态、身体和性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新型政治。     

江泽民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江泽民的政治哲学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江泽民政治哲学的品格。江泽民政治哲学的焦点是政治的合法性,人民是江泽民政治哲学的宗旨和归宿。研究江泽民的政治哲学思想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儒家对民众政治地位的设计及其现代转化

儒家政治思想不仅重视君主一方的修养与责任,而且对民众一方也有一定的阐述。儒家政治思想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提升与规约。在政治现实中,民众是被动的一方,但儒家赋予民众有人人为政的主动性一面;在政治现实中,天意不可违,人们要服从天意,接受天命,但儒家认为,民意决定天意,在君王的更替与治理中应服从民意;在具体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视民如草芥,但儒家却认为民贵君轻,应重民、养民、富民、教民。对儒家的民众观进行现代解读,对当代中国关注民生、推进民主、提升民众民主意识方面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技术政治伦理之争及其走向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在技术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右派学者坚持从自由概念出发,把技术看做是与政治伦理无涉的工具或手段,并常常为技术发展设计一种美好的未来;左派知识分子则从平等概念出发,认为技术是一种政治伦理偏好,并可以纳入政治伦理批判之中。但这两种不同政治主张应该被看做是可以互补的。这种互相建构关系意味着在不否认右派学者对技术给予的热情希望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左派学者观点去发现技术带给人们的某些负面效应,然后通过重塑技术发展方式赋予技术以公正、民主、生态和效率等社会内容,以便推动技术可持续发展。     

柏拉图正义与智慧视域下的政治与哲学关系

正义与智慧的关系问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文章试图从正义与智慧的关系这个视角探查柏拉图政治与哲学的张力与和解。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政治与哲学张力产生的源由，正义与智慧概念及其复杂关系，以及如何用智慧解决正义问题及其所产生的难题。最后再试图阐明正义与智慧，哲学与政治在柏拉图那里如何达到了和解。     

“天欲义而恶不义”与墨子本体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的三位一体

在本体哲学领域,"天欲义而恶不义"是天本论的一部分和"天志"的具体内容;在伦理哲学领域,"天欲义而恶不义"体现为"贵义"、"兼爱"、"非攻"、"尚同"和"尚贤"等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在政治哲学领域,"天欲义而恶不义"转化为"义政"的理想境界和"用义为政于国家"的统治方案.这使"天欲义而恶不义"具有了不同的层次结构和内涵意蕴,集中体现了墨子本体哲学、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三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