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洗兵马》系年再辩——答徐树仪同志

<正> 读了成都《草堂》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徐树仪同志的《洗兵马》系年的再析疑》,觉得不能辜负他为我们这些坚持《洗兵马》作于乾元二年的人析疑解惑的诚意,应该把我自己拜读他的大作之后的想法,诚实地向他陈述一下。《再析疑》一文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三点: 第一,承认本诗系年的分歧,“确实是主要集中在诗歌的第一段”。第二,承认了“乾元元年春天河北前线的战事”处于“暂时沉寂”的状态。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再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答陈福康同志

《学术月刊》1985年10月号载陈福康同志《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与姜纬堂先生商榷》(以下简称陈文),否定拙作《辨<心史>非郑所南遗作》(以下简称拙作)之以《心史》为伪。学术研究中不同意见之交锋,足资切磋砥砺,尤可将所争论之问题引向深入,故于陈文极表欢迎,惟觉其所言多似是而非,因再申敝见,以示未敢苟同,借为答覆,并敬质于方家。     

再谈《诗经·周南·葛覃》——答翟相君同志

我曾写有《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一文(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翟相君同志著文《〈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拙文所谈《葛覃》一诗的时间、产生的地域,以及全诗的诗意提出质疑,现答复如下,以就正于读者和翟相君同志。拙文旨在说明《葛覃》一诗是女奴作的,对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未详细谈及。在时间问题上,只是从“大数”上讲,“两千年前”。翟相君同志认为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我认为从“大数”——“两千年前”讲,无论是“东周前期”的诗,或“西周末东周初”的诗,都无矛盾,并无错误。如果要谈产生的时间,我同意金启华先生的说法,“《周南》十一篇诗中,都无事实可考,     

再论晋作爰田——答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

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在今年《晋阳学刊》第6期发表的《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对拙作《晋作爱田考略》(见《晋阳学刊》今年第3期)提出了不同看法.我看了很受鼓励.我认为对这一学术问题展开认真讨论,将会推进晋国史以及春秋战国史的研究.两位作者认为我对晋作爰田一事评价太高了,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心雕龙》——答马宏山同志

一《文心雕龙·序志》中讲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马宏山同志对这里的“极矣”二字颇感兴趣。他在有关文章中反复强调“极矣的地位”、“极矣的价值”,多达六次。什么是“极矣”呢?是什么“地位”、什么“价值”呢?鄙见不敏,幸有马论原文: 刘勰认为“文之枢纽”在《文心雕龙》之中居于“极矣”的地位。……“文之枢纽”既居于“纲领”之中的“极矣”的地位,那么它在“纲领”之中所起的就一定是“提纲挈领”的作用。(《也谈》) “文之枢纽”的五个项目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极矣”的价值的,而不是只有“原道”和“宗经”两个项目才有“极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各自的分量,不可或缺的,……(《再论》)     

对于关锋、林聿时二同志《再论孔子》的商榷

本文是作者提供山东省历史学会主办第二次孔子讨论会的论文。文中所提论点和论据,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发表出来,供讨论。     

再探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兼答易佑平同志

拙文《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探析》(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以后,易佑平同志特撰《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见《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进行商榷。读后收益非浅,也有些问题须进一步研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易文赞同“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必须首先明确出发点这个概念的含义。但是在对这个出发点的实际回答上,却有三种解说。其一说,“所谓出发点,不外就是理论所从来的地方”。其二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按照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其三说,不能“拒     

白兰国址再辨——答李文实同志

<正> 李文实同志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青海社会科学》上撰文《白兰国址再考》(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源于此),对我在两年前发表的拙作《白兰国址辨》(见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青海社会科学》)提出争鸣。经认真拜读,恕难赞同该文所执观点,故单成此文,与李文实同志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巴颜喀喇山不是唐代 的白兰山     

关于《周易》几条“爻辞”的再解释——答刘蕙孙同志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周易》这部不好懂的古书也热烈地讨论起来,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由于这部书的材料来源很古远,文字简约,不容易理解,过去的注释多玄迂而分歧,难于信据,今人研究的见解虽然也有不同,人各一说,但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胜于往昔,这是学术争鸣的好现象。     

屈原族别再探——并答夏剑钦同志

拙作《屈原族别初探》(载《学术月刊》1981年7月号)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兴趣和争论。夏剑钦同志的《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也谈》)就是对拙作基本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一篇。拜读之后,殊感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现就有关几个问题,再作探索,以求正《也谈》作者和广大同好。     

再谈鲜水位置的若干问题——答王宗维同志

<正> 王宗维同志在《西北史地》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汉书·赵充国传>中的鲜水》一文,对拙作《鲜水及其有关的民族和交通线路探讨》提出了批评。王宗维同志提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我们是欢迎的。但我认为,他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之所以如此,就是他对有关鲜水位置的地名、交通路线、民族等问题的论述,是不符合实际的。兹择其要者分析如下。     

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答朱立元同志

本文是对朱立元的《“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一文的辩驳。作者认为实践范畴是实践美学的基本范畴和逻辑起点。朱立元的文章为了否定上述事实,回避了实践美学的整个体系,靠摘引该学派学者的个别论点来证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非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肯定,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实际上,由于实践美学对审美的理性、现实性、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强调,对超理性、超现实性、精神性、个体性的排斥,必然导致违背审美规律。     

再谈经济利益与经济规律——答刘扬文同志

《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刊登过我写的《经济利益与经济规律》一文,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经济利益是经济规律运动的客观动因,经济利益的矛盾是经济规律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经济规律的运动和发展。另一方面,经济规律运动的结果,又表现为人们的经济利益。这是一种探讨性的意见,是很不成熟的。同年第三期《社会科学辑刊》刊登了刘扬文同志写的《也谈经济利益与经济规律》一文,和我持相反的观点。对于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答袁祖亮同志

袁祖亮同志继拙作《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之后,发表《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一文,(以下简称“蠡测”)就其中几个基本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左的看法。为辨明是非,求得共识,因就分歧之处,再抒己见,以供商榷。一、十六国时期人口的前降后升十六国时期,北部中国陷于分裂混战的局面,延续达百余年之久。以淝水之战(383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十六国前期,各族统治者在相互争战中,每有大规模的屠杀,时“羌胡相攻,无月不战,     

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答王桂厚同志

1978年7月5日,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提出我们的粗浅看法,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是展开讨论,把问题弄清楚。但时近两年,国内报刊没有反应。我们正在渴望知道不同见解,吸取教益之际,王桂厚同志发表了《也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载《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再谈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答安起民同志

<正> 《对真理定义的质疑》一文在《学术月刊》表发后(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一些同志对我提出的“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真理只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看法不一。安起民同志还专门对拙作提出商榷意见(见《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以下简称安文,凡引此文不另注)。笔者不仅对安文中的主要观点不敢苟同,而且认为进一步弄清正确的感性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为有益的。所以,有必要再谈些浅见。一方面答安起民同志,再是也希望其他同志正教和参加这一问题的研讨。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