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嵩焘的悲剧看近代中国社会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于光绪初年出使英国兼使法国,以清醒和敏锐的目光审视了泰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精神风貌,描述并分析了英国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主张。但却不容于主张用夏变夷的正统士大夫,亦受挤于只知道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大员。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1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光绪初年奉命出使英法。对进士出身的郭嵩焘来     

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及其评价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一位思想激进而受诟骂的洋务思想家,是清政府正式派遣“西欧”的首任大使。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官员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且清末洋务运动实由郭嵩焘策划发起。本文拟就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予以探讨,并对其本人及其洋务思想给予公正的评价。     

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认知西方,是摆在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重任.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欧洲期间,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反思.     

郭嵩焘与《古国鉴略》

郭嵩焘摘录《古国鉴略》的文字，每被作为他“对西方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的例证。实际上，《古国鉴略》是美国传教士高第丕用官话写的一本教学用书，内容褊窄且基督教立场明显。郭嵩焘摘录此书，本为求取世界古代史的知识。在摘录过程中，郭嵩焘使用了易白话为文言、内容拣选、历史化处理等三种手段，披沙拣金，汰去宗教传说，提炼历史骨架，显示了他对西方文化的求学之忱、吸收之能。     

郭嵩焘出使与中英关系略论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驻外使臣。他出使英国成为亘古以来中外关系之大转变,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他提出了和平与平等的外交关系原则,并据此积极办理中英交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英关系的改善。使英期间,郭嵩焘对中英文化交流亦尽了他最大努力。因此,郭嵩焘出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和中英关系史上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浅论郭嵩焘归隐与湖湘文化“忠义之气”

自古及今历代湖湘子弟具有“忠义之气 ,”湖湘文化中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十分突出的。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无疑深受其熏染。青年时代 ,他投笔从戎 ,亲自参加鸦片战争 ,由此形成了忧国忧民思想。退出官场 ,即使在归隐期间 ,郭嵩焘虽不在其位 ,却谋其政 ,心系朝廷时局 ,关注洋务大事 ,积极建言献策 ,凝聚着一股浓浓的爱国深情     

林昌彝与郭嵩焘交游考

在近代诗歌史、诗歌理论史和经学史上,林昌彝都是一位重要人物。特别是他的《射鹰楼诗话》在保留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人的诗篇方面更是意义重大。郭嵩焘更是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位驻英大使,同时在军事、政治方面也有诸多贡献。林昌彝与郭嵩焘之间有过两年的交往,学者对此有所忽略。虽然二人交往时间不长,但对各自的研究,还是颇有价值的。     

晚清洋务英才郭嵩焘人生悲剧根源论析

郭嵩焘是１９世纪中叶的洋务理论家，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一个封建末世的难得之人才。然而他宦途坎坷，命运多舛。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而郭嵩焘作为特定环境下具有特殊气质和心性的洋务人才，由种种主客观因素促使，陷入了这些矛盾的交汇点中，以致成为矛盾的牺牲品。本文试图以详实的史料，较深入地揭示其悲剧产生之根源。     

护侨先驱郭嵩焘

郭嵩焘是中国驻外第一任公使,在任期间,为保护华侨多所建树,其护侨活动与认识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启迪了后来的继任者,堪为晚清护侨先驱.     

郭嵩焘对“中体西用”模式突破的贡献

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之本在“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为末中一节，国之所以富强是因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国欲变贫弱为富强，必须循习西洋政教；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之时，无暇正“本”，可“姑务其末”，务末既是应变之措，更可“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把正“本”、务“末”视为一体。这就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认识基础，也揭露了其逻辑荒谬。     

试论洋务运动时期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与和平外交策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实地考察西方文化和理性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家。他秉持超越传统的爱国经世和思想开放的价值观,形成了理性的中西文化观和务实的和平外交策。他的思想和主张对近代中国人走出"天朝"迷梦,面向世界近代化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和启蒙价值。     

郭嵩焘外交性格及其实践的再思考 ——基于湖湘文化的视角

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是晚清外交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要理解邦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就必须了解其外交性格,而要了解其外交性格,就必须联系湖湘文化.作为晚清杰出湖湘人物中的一员,郭嵩焘重“势”讲“理”,形成了一种“霸蛮”与“灵泛”相杂合的外交性格.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既与孕育了郭嵩焘的湖湘文化这一大背景相关,又是郭嵩焘本人独特生活经历的必然体现.秉持这一外交性格,郭嵩焘既取得了不少外交成就,也留下过一些失误或败笔.分析这种外交性格的形成及其实践,对于进一步理解郭嵩焘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深入研究晚清湖湘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外交思想,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比较郭嵩焘与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

在晚清中国人眼里,英国不再是夷模鬼样的异国形象,相反成了"乌托邦"理想国。文章通过比较早期驻英使臣郭嵩焘和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对英国形象的塑造及其对英国和本国关系的摆放,论述了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郭嵩焘笔下的英国成了一个处处胜过本国的典型的"乌托邦"异国形象,而薛福成则把其亲见的英国塑造成一个能够与历史上的中国媲美的"乌托邦"形象,以此方式尽可能地保存和维护了关于本国的神话。     

张狂怪异与“三绝诗书画”——浅析八大山人和郑板桥的艺术成就

八大山人与郑板桥均是清朝著名的花鸟画家,他们对中国画的贡献各有不同,这也许与他们自身的修养和所处的环境有关。一位是将亡国之痛寄托于书画之中的名家;一位是弃官从艺的扬州才子。但无论怎样,他们的艺术造诣与历史贡献都为世人赞赏,堪称历史名家。     

试论郭嵩焘归隐与湖湘文化“经济之学”

郭嵩焘归隐观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入世."经济之学"即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无疑深受其熏染,即使在归隐期内,也不忘解决现实问题,为国为民分忧解难.他批判封建教育,主张经世实学.郭嵩焘二十余年隐居期间,执掌城南书院、创办思贤讲舍、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郭氏从事的具有新式大学雏形的学校教育活动,实实在在地走着教育救国的经世道路.     

19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

19世纪后期,对西方"富强"的关注日益成为时代的中心话题。本文以郭嵩焘和严复这两位热心时局并曾亲历英伦的先行者为代表人物,探讨其关于西洋富强的认识同异及背后原因所在。郭、严二人分别以人心风俗和近代学术为富强之"本",这一观念出入在知识与道德的不同进路上与本土思想史上的朱、陆异同遥相呼应。文章继而提出其时国人关于西洋之"本"的第三种观念,也即制度的问题;并试图结合清末历史实际,就风俗、学术、制度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有所辨析。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近代中日外交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同样面对内外享困的生死关口，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     

近代民族主义的先声——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

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中国第一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积极的开拓作用。在长期的涉外活动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那就是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树立新的世界意识,向西方学习,谋求民族自强。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批判,也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先声。     

刘锡鸿出使英国缘由考

刘锡鸿是晚清政府派出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也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关于刘锡鸿出使英国的缘由,历来学者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刘锡鸿出使英国并非是受李鸿藻指派去钳制郭嵩焘,而是因为郭嵩焘本人和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人的推荐。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近代中日外交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同样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口,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时代展现人物,人物也印证着时代。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