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湘行散记》的江湖特色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其是沈从文苦心孤诣、精心营构的“湘西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始至终贯穿着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和审美理念。应重新认识《湘行散记》中所透露出的浓厚江湖特色。从四个方面探析与阐发《湘行散记》的江湖特色:江湖概念的价值取向;豪爽野趣的江湖人物;热烈浪漫的江湖爱情;江湖故事的传奇叙述。     

写真·记游·短论──何少川散文创作的三维空间

现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何少川同志，数十年来利用工余时间搞创作，迄今已出版三本散文集：《故乡的花》、《古榕魂》和《高山含笑》。这点创作实绩，对专业作家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一个长期从事党政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其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何少川的散文按内容取向的边异可分为生活写真、域外散记与短论序文三大类。品类不同，作者所凭籍的主要艺术传递方式亦不同，由此营构出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一何少川的散文绝大部分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写真性记叙。这种记叙与一般作者的创作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深深受制于党的领导者与作家…     

五十年代香港的难民小说

1949年后,在美元文化的引导下,难民文学主要成为了反共的"绿背文学"。描写难民经验的反共小说,有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林适存的《鸵岛》、张一帆《春到调景岭》等。更早一点逃到香港难民营的台湾作家邱永汉,却在小说《香港》中表明台湾并非反共小说所憧憬的"自由世界",显现出国民党外来政权与台湾本土派矛盾的另一个维度。独力与反共小说相抗衡的左派难民小说,最有名的是洛风的《某公馆散记》。曹聚仁的小说《酒店》,却表现出一种政治中立的人文主义眼光。最后,本文还会提到英国作家马森的《苏丝黄的世界》(Mason,The world of Suzie Wong),这同样是一部描写20世纪50年代香港难民的小说,这部小说在左右政治叙事之外,增加了东西之间的文化维度,更加突出了小说和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     

风俗·风景·风雅——许淇散文刍评

许淇在其散文集《呵,大地》的《题辞》中,热情地讴赞了“美丽的虹”。他说:“你是诗的灵感,你是梦想的翅膀,你是我心中的激情的异化;你象征着我正在编织尚未完成的半圈花环,准备整个地奉献给伟大的时代。”如果将作家笔下的“虹”视为作家自己散文和散文诗的隐喻和象征,大概也     

“现代的楚风、楚辞”——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写作中的《楚辞》渊源

在三十年代的《湘行散记》和《湘西》中,沈从文因返乡机缘而集中思考其写作的文学源头,实现时空双重意义上的返乡之旅。进入四十年代,沈从文关注时局与历史的走势,在杂文中对楚人性格进行思考与总结,因此,有必要由长时段视角厘清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资源。     

论玛拉沁夫的创作个性

玛拉沁夫同志是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蒙古族作家。一九五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开始踏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一九六二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修改重印了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粉碎“四人帮”后,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祖国啊,母亲》、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和短篇小说《踏过深深的积雪》、《活佛的故事》、《大地》等。这些作品标志着玛拉沁夫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一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同志致力于广泛而深刻地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历史进程,他的作品不仅是蒙古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是一位具有自己鲜明创作个性的优秀作家。本文着重谈谈玛拉沁夫的创作个性。     

论沈从文湘西散文的社会化特征

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这三个散文集子中有明显的社会化特征。他的这些湘西散文补证了小说的真实性,还在今昔的对照中表达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悲哀,隐含了民族精神失落的痛苦,为此在散文形式上采取了散体图卷式结构,扩大了散文的表现功能,使散文走出了逼仄的境界。     

沈从文与湘西游侠精神

湘西自古多侠气。从边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对湘西的游侠精神甚为推崇,认为“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1)。在《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及诸多的小说、散文作品中,都有他对湘西游侠精神的生动描述。在沈从文身上,除了有性格温和的一面外,还有一种重情重义、侠肝义胆的游侠之气。研究沈从文这样的乡土作家,是不能离开生他养他的湘西这块神土的。一、湘西游侠精神的特点湘西游侠精神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做君子不做小人”。湘西人的君子之风,少儒家温柔敦厚、文质彬彬之风,更多地表现为一…     

略论两个层次上的具体和抽象——再读黑格尔《小逻辑》札记

具体和抽象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重读黑格尔《小逻辑》,对此似有所悟,散记于下.     

风景感知和视角——论沈从文的湘西风景

本文依据文化风景学理论,通过细读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中的湘西风景描写,分析和阐释作者如何感知和表呈寻常风景的诗意,如何在外在人和内在人两种观景视角之间转换以及视角变化所引起的风景表呈的差异。     

《地下室手记》初论

陀思妥耶夫思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作家创作新时期的开端.小说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个新的典型——地下室人.地下室人属于陀氏那一代知识分子,40年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胸怀大志.到了60年代,理想破灭,他以被西方文明扭曲了的心灵,来对这种文明作非理性主义的反叛.表明作家祭起“俄罗斯人民真理”的大旗,竭力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大地上寻求出路.     

叶圣陶小说创作的新阶段——评大革命后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四·一二大屠杀中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祖国苦难的大地,也使作家叶圣陶深受警奋和激励,走出自己固有的创作天地,在1927年到1928年间的几个月中,连续写下了《夜》、《赤着的脚》、《某城记事》、《某镇记事》、《冥世别》等几篇以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以革命的热情和深入的观察,描绘了惊心动魄的现实斗争,歌颂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理想,揭露杀人魔王的法西斯暴行和那些投机钻营者的卑劣嘴脸,给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留下了色彩鲜明的写照;同时也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已经比较自觉地关注现实革命斗争,喊出时代的声音。 他的小说创作,自此进入革命现实主义的新阶段。     

北齐“干禄制”释疑

干禄制,或谓食干制,孕育于太和,创制于武定,乃北魏爵禄制的变种,为北齐所仅见.北周亡齐,随即废除,首尾不及三十年.由于《北齐书》、《北史》没有明确的阐述,《隋书》也只有点滴散记,以致三史成书的当世,就说不清     

文学探索中的辛勤跋涉者——伊德尔夫小说的审美追求与实践

在内蒙古作家群中,伊德尔夫是位探索型的中年作家。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写作,至今已有十八个春秋,创作历程不长也不短。近十年来,他在《民族文学》、《民族团结》、《草原》、《朔方》、《现代作家》、《三月三》、《内蒙古日报》、《鹿鸣》、《包头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长短不一     

沈从文论作家修养

<正> 否定“天才”与“灵感”而重视作家的修养,是沈从文始终一贯的观点。他所谓的作家修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人格修养;(二)知识修养;(三)美学趣味和创作技能修养。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他的《序跋集》、《沫沫集》、《烛虚》、《废邮存底》和《续废邮存底》中可以看到。一文品总是反映着人品。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无不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作家都可以作为例证。因此要培养作家文的品就必须首先从培养他的人品入手。沈从文写过十几个作家论(收在《沫沫集》),每篇都有特色,但其共同处,则是重视作家人品的修养。为培养作家的人品,他提出了以下关于作家人格的基本要求: 崇高的理想与信仰。认为作家不是盯住眼前个人得失的近视眼和市侩庸人,而是凝眸未来,关注整个民族与人类命运前途的领路人。他说:“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追究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     

从作品看作家的宗教思想动态——双面人物在《双城记》和《愤怒的葡萄》中的不同体现

狄更斯与斯坦贝克是世界上公认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深受世界人民的热爱。在此将对这两位作家的《双城记》和《愤怒的葡萄》两部作品中比较相似的情节——"双面人物"在作品中的不同体现来分析两个作品,并得出以下结论,相同的宗教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会对作家产生不同的影响。     

延安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政策上指明了延安作家实行文学转折的意义与措施,而作家如何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点,完成向革命者即工农兵化的转变是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作家的工农兵化过程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转变的实际进程。丁玲与艾青是延安文学转折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     

论曹禺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纪念曹禺戏剧创作60周年

论曹禺对中国话剧艺术的贡献──纪念曹禺戏剧创作６０周年胡授昌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取决于作家的艺术贡献，而对作家艺术贡献的评估，应是取决于其作品的艺术生命。戏剧作品的艺术生命，用曹禹的话来讲，就＂在于演出＂。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透明的红萝卜》与《且听风吟》的文学起点——莫言与村上春树的小说艺术比较研究

《透明的红萝卜》与《且听风吟》分别是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成名作。两位作家文学起点上的某些规律性存在,反映出两位大师成功的某些侧面。处女作一鸣惊人以后,莫言以故事讲述、村上以语言革命为艺术追求特色,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小说风格。两位作家在自己的文学起点上笔耕不辍,农村生活积累和都市题材创作是佳作陆续产生的源泉。对蒲松龄志怪小说的发掘与"以译养文"的持之以恒,分别是莫言与村上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