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中琉关系探微

明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琉球国,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此为中琉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嚆矢.尔后的洪武至永乐年间,明廷遣使谕赐琉球与册封琉球国王、琉球国朝贡明廷、琉球国派遣官生入学南京国子监,与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等一系列中琉交流史事,奠定了封贡体制下中琉宗藩关系的政治基础,构成了中琉关系的基本内容,对明清两代中琉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量出为入”辩正

“量出为入”辩正张晋武“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是处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的两个不同的原则。两者的宗旨都在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区别只是平衡的基准和倚重点不同。“量入为出”是强调以收入作为平衡的基准和主导方面，是收入制约平衡论。“量出为入”则是强调以...     

“静辩”辩正

<正> 关汉卿的杂剧《状元陈母教子》第三折有这样一段科白: (三末做过来科,云:)大哥、二哥,我不拜你,我的文章高似你。母亲,您儿往西川绵州过,那里父老送与我一段孩儿锦,将来与母亲作衣服穿。(正旦云:)大哥,将的去估价行里,看值多少钱钞。(大末云:)估价值多少?母亲,价值千贯。(正旦云:)辱子未曾为官,可早先受民财,躺着须当痛决!(大末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辩正

《论语·微子篇》子路章记子路遇荷条丈人:“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此处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作何解释?朱熹《论语集注》说:“分,辨也.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即此句为荷     

李白“复元古”美学思想辩正

李白"复元古"的文艺观,其思想渊源不是儒家的复古传统,而是道家具有反文化色彩的自然主义复归意识.李白之不满律诗,喜尚古体,主要是要恢复乐府民歌之自然感兴、自由兴发的创作机制,与他追求自然清真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     

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发动对安南战争并郡县其地是有其战略考量的,"郡县安南"威慑中南半岛番国,"郑和下西洋"威慑海岛番国,二者互为犄角之势,海路、陆路双管齐下,对西洋尤其是南海地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明宣宗继位,对黎利剿抚不力,明军在大败之后撤出交趾,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威望,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西洋诸番疏于朝贡,明宣宗心有不甘,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挽回局面。宣德之后,安南坐大,朱棣所经营的西洋朝贡体系趋向松散与瓦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朱棣"郡县安南"的决策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     

明代“台阁体”刍议

“台阁体”作品在明成祖时期大量出现，与其在仁、宣时期盛行的原因不同。前期的盛行，因帝王的高压政策所致；后期的兴盛，则源于作者自身。另外，“台阁体”作品不仅是为帝王歌功颂德，而且也是在歌颂作家自己。因为他们是太平盛世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对自己政治价值得到实现的肯定及功成名就的自豪感。对于“台阁体”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罗教”与明代心学的遥契呼应

"罗教"的教派经典《五部六册》,虽然未对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阳明心学加以直接"引证",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与阳明心学相似的气象,包含着与心学相通的理念,体现了心学对罗教的影响以及罗教对心学的遥契;而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和观点,亦表现出对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罗教"宗旨的呼应。这一现象,既说明同一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宗教理论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的,亦表明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明代已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至深至远。     

“三言”与明代 商人的思想意识

我国明代是社会经济在相对稳定中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的几百年,是思想界在动荡不宁中爆发着静悄悄的革命的几百年。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商业经济在长期的积累增长中日臻成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格局,新的规模,和新的作坊、雇工伙计的严密的协作与组织制度。出现了张瀚《松窗梦语》所记百姓以机杼起家以至富贵的情景,以及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的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的“四时雷电镇”的工商业空前发展的征象。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     

明代北方边疆防御中“智防”策略的应用

在我国古代的边疆防御中,存在着显性的城防、人防。无论是城防还是人防,无不凝结着君臣的智慧与谋略,即智防。通过对明朝边疆形势的分析,研究明代北方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考察明代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北方边疆防御问题的俺答封贡,得出其中一脉相承的是智防策略的应用。智防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封建王朝的边疆防御问题,奠定了明清政府治理蒙古的新模式。     

明代散文复古思潮中关于“法”的论争

文学史发展中,散文字句篇章等形式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唐宋以来,散文在篇章结构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此,唐宋派能够通过学习唐宋古文,总结出散文篇章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唐宋之前,汉代则是文学创作中字词运用高度发展的阶段,因此,七子派学秦汉文只看到字词之丰富,体现于创作中只能字拟而句摹。前后七子与唐宋派设定的学古目标不同,但学古的趋向存在一致之处,茅坤、王世贞等都很注重作家之意境、风格与"法"之关系,他们所谓"法",即能体现作家审美风格的修辞法则,其理论本质是对古代散文审美的自觉。     

为彻底粉碎“日韩条约”而斗争

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指使下,日本佐藤政府于十一月十二日,用法西斯的流氓手段,强使众议院通过了“日韩条约”,这是美帝阴谋扩大亚洲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应该高度地警惕。“日韩条约”是美帝准备扩大侵略亚洲战争的产物“日韩条约”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军事性质的条约,它的矛头,是针对朝鲜、中国、越南以及亚洲     

韦伯“法律理想类型”在英国法中的困境及辩正

德国学者韦伯在运用其首创的"法律理性类型"概念进行比较法研究时,认为英国法不具备"法律理性类型"的"形式理性"特征,不能为社会带来必要的"确定性".然而,作为西方法律文明另一代表的英国法,其实际地位与作用却与韦伯的判断相左."法律理性类型"理论之所以在英国法分析中出现困境,原因在于韦伯把"形式理性"概念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具备该特征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确定性",才是"法律理性统治"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事实证明,英国法通过"遵循先例"的方式,同样能够获得"确定性".英国法是另一种符合"法律理性统治"的法律形式.     

明代“湟中三捷”考评

<正> 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的“湟中三捷”是明代边疆战斗史上重要的战事,但是《明史》、《甘肃通志》、《西宁府新志》等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明代士人“狂怪”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代中后期,士人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向,即普遍存于这一时期的狂怪之风。这些狂怪之人在文学创作上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在题材的选择倾向上又显得别具一格;这群狂怪之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独特的行为表现,又进入了当时其他文学家的创作视野,纳入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形成了新的文学形象。     

明代建昌“渔人”族属考

本文认为,所谓“渔人”实际是指明代环邛海而居的南诏移徙的建昌“白蛮”后裔中以捕鱼为生的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邛海沿岸“大小渔村”和“张摆村”等地,并以何、段、杨、李、张等大姓为代表。明人范守已将其单独作为一种民族载于《九夷考》是不足取的。“渔人”虽以何氏等大姓为代表,但凡不以捕鱼为业者,均应排斥在外。     

明代中期“西海”蒙古述略

明代中期由“塞北”徙至“西海”即青海湖周围地区的蒙古部落甚多。本文认为,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一迁徙加强了蒙、藏、汉之间的联系,它为我国此后的更加统一,增添了内在的因素。     

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