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诗禅相通”说研究之一

“诗禅相通”说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近年不少学者作了研究。作者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现代视野与框架对这个命题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探讨了诗审美态度与禅的态度各自的内在意义，以及两者的同异，指出在西方美学没有引进中国之前冲国诗论家以禅沟通诗，以禅的态度沟通诗审美态度，是一种有理论价值的选择。     

诗禅关系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喜读程亚林著《诗与禅》

禅学,是印度佛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与改造而演变成的中国化佛学。它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古代诗论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诗学史上,形成了一种诗禅相通的奇特现象。早在40年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就已提出,要考察这种奇特现象,要研究诗禅关系,才能深入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及中国艺术精神。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诗禅关系研究一直很薄弱。近几年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诗禅关系研究,已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而且已发表了一些论此课题的文章;不少文化史丛书中,也有论此课题的篇章。但全面研究诗禅     

诗禅关系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喜读程亚林著《诗与禅》

禅学,是印度佛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与改造而演变成的中国化佛学。它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古代诗论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诗学史上,形成了一种诗禅相通的奇特现象。早在40年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就已提出,要考察这种奇特现象,要研究诗禅关系,才能深入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及中国艺术精神。然而,从50年代到70年代,诗禅关系研究一直很薄弱。近几年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诗禅关系研究,已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而且已发表了一些论此课题的文章;不少文化史丛书中,也有论此课题的篇章。但全面研究诗禅关系而写成专书的,程亚林同志所著《诗与禅》(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还是国内大陆头一本。而我在细细读完它以后,则更感到:此书首次采取比较文化和文化思想史的     

评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

评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莫常红禅,即梵语“禅那”的简译,意即思维修。禅宗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独树一帜的重大派别,可以说是中国化的佛教。它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汇中国原有的文化,影响越来越大,蔚为大观。它给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语言、绘画、园林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了爱国主义新境界

从爱国主义视角来看,"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完整地表达了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最高要求.在当代中国,我们党的先进性与爱国主义的先进性是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有没有先进性和创造力,取决于党是否能够始终把握和实践爱国主义的先进性."三个代表"是衡量爱国主义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与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先进性三位一体、相互贯通.实践"三个代表"是实现爱国主义的根本途径,不仅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而且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实践的前列.     

反对“以禅喻诗”之评析与诗、禅内在机制再探索

自严羽提出“以禅喻诗”说以来 ,反对者蜂起。刘克庄首先发难 :诗不可为禅 ,犹禅不可为诗也。冯班、钱谦益等踵其迹 ,今人钱钟书等相呼应。文章回顾了反对严氏的主要观点 ,并作评析 ;另外 ,用心理学原理对禅悟与诗悟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认为潜意识是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 ,并辨析了直觉与灵感     

从王维诗歌看“诗禅合一”

从佛教禅宗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协调一致的基点入手,站在诗歌欣赏的角度,剖析王维诗歌所追求的禅意与诗境.诗人从山水景物中感悟禅理,沟通禅与诗,把诗歌的热烈浪漫、静虚空灵,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神思飞越、静穆怀想,最终把宗教的体验转化成诗歌审美的愉悦,开辟出中国古典诗玲珑剔透而又蕴含丰富的"诗禅合一"的艺术境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有紧密的联系 :理论创新是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坚持“三个代表”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实践“三个代表”必须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对理论创新的障碍 ,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评宋江的“反诗”

《水浒》三十九回,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脸刺金印,发配江州。他在镜中窥视双颊上的刺文,深感前途渺茫,“闷闷不已”。浔阳楼的酒虽天下驰名,却消不去他的心上“愁”。在酒楼上,他想到自己“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上不能尽忠,下不能尽孝,不禁“酒涌上来,潸然泪下”;在“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之中,诌了《西江月》一首,并且“乘着酒兴”写到了白粉壁上: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写完兴犹未已,又添上了这样四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哲学的诗与诗的哲学--评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宋诗研究逐渐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宠”,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宋诗理论和宋诗创作实践展开多维度的分析讨论,精辟的论著迭出。张文利博士的新著《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是这一领域出现的一部新的力作。本书的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角度新颖独到,拓展了宋诗研究的学术空间从哲学、文化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对文学的影响,一向是深受学者青睐的研究方法,因其有助于揭示文学活动的深刻的文化与哲学背景因素,是文学活动具体的、微观的研究不可或缺的宏观…     

陈宝琛“咏松”诗评

通过对跨世纪诗人陈宝琛在清末民国两个历史阶段“咏松”诗作的研究 ,剖析其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 ,以期从一个侧面对其作出不溢美、不隐过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评“四人帮”的反党宣言书

十月四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宣言书。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能否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否进行到底?对此,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极为关切。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党、我们国家面临着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围绕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四人帮”反党集团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     

评黎庶昌“论世务”疏──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

清代，贵州出了两个鸿儒钜才，即康熙年间贵阳人周起渭，与山东德州田斐齐名，“清初八大文学家”之一；其次为清末遵义人黎庶昌，文坛誉为“北薛南黎”，乃薛福成和黎庶昌，黎庶昌还是清季著名外交家。贵州古为蛮荒，清代能出两个巨儒，乃黔人之荣幸。黎庶昌的“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薛福成为《拙尊园丛稿》写序作“论时事”，都察院左都御史载龄等作“论时务”，我依据北京图书馆钞藏《黎菊斋先生手稿》作“论世务”。此疏《拙尊园丛稿》收入卷1前编，名“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此疏对清“同治中兴”、“戊戌变法”和民国初元军政建设…     

浅议“六书”“三书”

汉字的"六书"理论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而非造字法。"六书说"依据小篆分析汉字结构,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许慎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分别提出"三书说"理论,对传统"六书"有所突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本文以时间为纲,对相关理论家主要观点做出阐释,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与不足。     

“以禅喻诗”说“妙语”——浅议禅对《沧浪诗话》的理论贡献

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学理论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诗话"这种类似语录体的诗评形式就是直接习自禅家的一个成果.<沧浪诗话>即为代表作,其中"妙悟"说即是来自禅宗的重要概念.     

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开辟牟宗三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新境界——评张晚林教授新作《“道德的形上学”的开显历程》

正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牟宗三被视为港台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与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巅峰。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界虽已开始关注和研究牟宗三学术思想,但从总体上看,相关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截至目前,国内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较为集中于道德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入手,着力探究牟宗三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关联。应该说,这样研究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亦有其不足与限制。众所周知,牟宗三是以一人之力完成康德的三大批判译注而闻名于世;而且,他     

“诗三境”辨析

“诗有三境”的理论,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把古典诗歌的品性,划分为三种境界,即物境、情境、意境。王氏的“三境说”,历史上的诗家,颇有微言,时至当代,仍有“它的理论色彩不浓,又缺少系统的阐述”的评断,这个断语,笔者认为,是论者用现当代诗歌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对祖国一千多年前的诗论遗产的一种求全责备。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禅与诗,一属宗教,一属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其旨趣也各有所归。然而禅与诗又不无相通之处,二者一经相碰,便擦撞出了不了之缘: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等,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开放的现实主义──评艾青30年代的诗

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一文中,艾青林现代诗派“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新诗的一群”,其实他本人正是这“一群”中的一位。艾青不是那种以写作数量取胜的诗人,支撑起他艺术生命的是响响当当的诗作本身。他是中华民族忠诚的儿子,立足于中国大地,用从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奏出了刀年代中华民族风雨与愁云交错的心曲,创造了一种东方美与西方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因此与臧克家、田间一道,成为30年代诗坛的骄傲,成为继郭沫若之后新诗艺术的集大成者。一、忧郁的“时代诗情”宁可失败于艺术也不失败于思想的艾青,受“最伟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