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罗生门》与三种科学观

电影《罗生门》隐喻了一个被多重建构的事件。科学观或者说科学的社会形象,也是类似的建构产物。科学观是多样且变化的,其中有三种是深具代表性的,即传统的科学观、"还俗"的科学观,以及公众的混杂的和个人化的科学观。在高度科学技术化的现时代,科学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而这三种科学观之间的张力,可以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一种健康的力量,即在竞争性的解读中达到对科学的更加全面的理解。     

论曹丕《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的《典论·论文》提供了许多新内容。"诗赋欲丽"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推到极致。但作于建安末年的《典论·论文》,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     

以赋为主体的理论归结——论《文赋》的思想主旨

西晋的辞赋创作极为兴盛.陆机把赋的表现领域拓展到诗赋创作自身,以赋体的形式呈现出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文赋》论述的对象是以诗赋为主的文学创作群体,而辞赋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陆机结合自己创作心得对汉魏以来的诗赋特别是辞赋的创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调适了诗、赋两大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论《太平御览》的文学观念

《太平御览》是一部综合性类书,全书分为55部,编者对各类事物的观念通过引文可以揭示出来。其中,该书的文学观念在各部类所引的诗文中有所体现,而在文部更为集中。该部摘引前代书籍中比较著名的文学理论观点和与“文”有关的史实,在其文体分类与排列上,与前代史书、总集等存在差异,反映出编者独自的文体观念。其批评观尊儒崇圣,详古略今,对诗赋位置的安排有自己的见解,同时还非常重视文体的源流,尽可能追溯各类文体的历史渊源。     

《诗经》中的"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述论

<诗经>作为周王朝通行的乐歌总集,承载着周王朝的基本思想观念.通过对其中"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这两组重要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诗经>在当时还承担着宣扬西周时代主题和统治意识的任务.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司空图《诗赋(赞)》考论

司空图的《诗赋(赞)》由于文本异文的存在,以及句法和取喻的的不循常规,一直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通过文字校勘、文理疏通,可以发现《诗赋(赞)》是一篇蕴含很深的诗学哲学文献,非诗诗和未为奇奇是富有老子哲学智慧的诗学命题,文中河浑沇清论诗人性情风格之大要基于上述诗学命题;邻女、鼠革、蚁聚三喻包含着对当时诗风的严厉批评;历诋自是、正反对比是《诗赋(赞)》的立论思路;《诗赋(赞)》与《二十四诗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百年新诗三种准定型诗体的流变

尽管百年新诗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新诗的诗体建设生态恶劣,自由化、散文化的自由诗势力过分强大,导致定型诗体及准定型诗体建设艰难。尽管新诗初期就粗略地建设起现代格律诗、长诗和小诗三种准定型诗体,以后也时时有人进行建设,却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些诗体不得不以起伏不定的曲折方式生存,其文体的稳定性时时受到破坏,它们作为准定型诗体的价值和诗体规范也总是受到怀疑。三种准定型诗体都出现诗体解放的现象。现在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好好建设这三种诗体,特别是加强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现代格律诗的诗体建设重点应该在诗形上而不是在诗律上。     

宋代诗歌章法理论与"起承转合"的形成

作为诗论的“起承转合”包含了三个要素:所论对象主要是律诗,以各种比喻、从不同角度来强调诗歌各部分间的逻辑联系,十分注重诗歌各部分与诗题的联系。“起承转合”之法的诸要素在宋代已经形成。这是宋代诗歌章法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唐宋省题诗赋规范交互作用的结果,与经义作法的关系不大。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论赋、比、兴与“诗言志”及“诗教”的发生学关联

赋、比、兴 ,诗言志与诗教是中国古典诗学史鼎足而三的诗学概念。氏族会盟活动不仅是赋比兴的母体 ,也直接孕育了诗言志与诗教两大诗学观念 ,并由此导致了这三种诗学观念的发生学关联     

“叠”出的美——浅析许渊冲对宋词中叠字的翻译

许渊冲教授在《中国古诗词六百首》中对宋词叠字的翻译处理方法与安德烈·勒菲弗提到的诗歌翻译“七法论”（音律法、直译法、韵律法、诗词散译法、同韵法、无韵法、意译法）不谋而合。与很多译者孤立使用某一种诗歌翻译法不同,他混合应用了以上“七法”,在使用解释、缩译、略译等手段来意译一些诗歌的同时渗透了诗歌所暗藏的文化底蕴,回应了安德烈·勒菲弗和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必须“转向文化”的呼吁。     

蒲松龄辞赋考论

蒲松龄的辞赋作品共有25篇;其内容有铺写名胜古迹,抒写身世之感,刺世讽世劝世,单纯咏物,描写灾荒,描写日常生活情态六类,部分作品足以与赋史上最有名的篇章比肩;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题材、主题的开拓与创新,风格的多样性,具有明显的情节性、故事性因素,体式、语言的灵活运用四个方面;蒲松龄足以占据二流赋家的地位。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瞍赋”两条，历来都认为是指赋诗。本文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出发，认为这两条文献中的赋，很有可能是指早期的口头创作的赋。从而推测在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