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姚鼐的散文主张和创作个性

鲜明的创作个性,历来是评价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尺之一。桐城派文人中就不乏这样的成熟作家。姚鼐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古文创作上,姚鼐早年上承方苞师事刘大櫆,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过毕生的辛勤读写,他成了继方苞、刘大櫆之后从事古文创作和宣传的又一大家。在古文主张上,他将方氏的“义法”说同汉学家的     

论欧阳修词学观与词创作的背趋性

由于欧阳修以修身从政为本、以醇儒传道自命、以倡导和实践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活动也因为身份和思想观念的约束而产生较为明显的板块分界:古文以传儒道、诗歌以归雅正、歌词以状私情.尤其在其词学观和词创作之间,存在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的巨大反差,在理论观念上,视词为“薄技”、“小道”,将词放在轻视甚至鄙薄的地位,但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投身子词的创作活动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他都是北宋中期词体创作的代表性词家,引导了整个宋词的发展方向.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他的哲学观、政治身份及其独特的成长历程所决定的.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曾国藩美学思想浅析

<正> 曾国藩早在道光年间,便以古文名重京师:中年以后,又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被称为清朝的“中兴名将”。煊赫的声势,显贵的地位,再加上诗文创作本身的成就,使得曾国藩成为当时及后世封建文人顶礼膜拜的偶象。曾国藩的诗文,在过去流传较广;他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亦被视为最佳的古文选本。他的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全集》中,随着《全集》的流传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笔者就曾国藩对诗文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看法,以及他所提出的“含雄奇于淡远之中”的美学境界,进行探索,并力图实事求是地评判他在中国古代美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论“名曰古文，盖文艺中之一”——试论林纾古文的发展空间

林纾古文在“魏晋文”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挤压之下,不断调试自己的定位,从而与桐城派古文越走越近。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林纾发展了对古文文体的认识,将“古文”归于“文艺中之一”。并在观念上构想了一种由古文支配下形成的艺术的白话。在中国既有文学文类系统裂变的时代背景之下．林纾的“林译小说”、古文长篇小说、白话诗的创制,不失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期间的重要实验。     

林纾的矛盾——兼谈他与“五四”文学先驱者文学观念的异同

林纾在其译序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映现了 2 0世纪文学初始阶段某些新质的萌生 ,尤其是他的文学观和维新观与“五四”文化先驱者颇有些相似处。但是林纾古文名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老年日趋保守的文化倾向 ,使他的思想前后呈观出巨大的差异。在文学观上 ,他有时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 ,有时则将文学的功利与政教截然分开 ,只看重文学本体的审美特性。青年林纾曾是矢志维新的风云人物 ,但随年龄渐长 ,其维新立场在逐年蜕变。其与“桐城派”的关系 ,说他是“桐城派”或反“桐城派” ,均属误解。林纾视“桐城派”与《左传》、马、班、唐宋古文一脉相承 ,为“正轨” ,但他为文则能脱其窠臼 ,自成格局。我们要认识林纾 ,就必须理清他的矛盾 ,还林纾在文学史上的一个真实的面目。     

通古变今 自成一格——读顾浩的“新古体词”

近几年来,顾浩以他别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实践,即以他的那种富有新气息、新气象的“新古体词”(以下简称“新词”)创作(计有《金陵春草》、《江海涛声》、《盛世风情》三集),在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坛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旋风,同时也给文人学士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感受。这种新感受的引发,就在于他的文体创作的“新”上,具体表现为“似花还似非花”——是词又不完全是最传统、最严格意义上的词。换句话说,他所创作的词,是通古变今、自成一格的“新词”。文学体式,无论是散文还是韵文,无论是诗词曲赋还是其他什么样式,并非永古不变。刘勰说:…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红色经典”与“黑色系列”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 2 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黑色系列”是指上世纪末以来 ,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出现的一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并加以批判与反思的文艺作品。从“红色经典”到“黑色系列” ,我国的主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 ,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 ,又在思想与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开拓、创新。“红色经典”作品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而忽视了其审美性 ,而新时期文学的“黑色系列”力戒阶级至上的弊端 ,在表现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和人的情感心理的无比丰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论方苞的古文“雅洁”说

方苞的古文“雅洁”说是“义法”说的重要补充,其内涵不限于文字方面,更涉及在内容上对义理的讲求和创作上的审美风格取向,是方苞推尊古文文体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古文的重新确立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关于“乡土文学”的有无之争

一九八○年,作家刘绍棠在吉林、河北、湖北等地的参观访问中,都大声疾呼创作“乡土文学”.在一九八一年《北京文学》等一期上他又发表《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一文,“响亮地提出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主张”,号召北京地区的文学评论家“应当重视北京文学创作中的农产品”.他说:“我说了很多话,其中一大话题,就是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我们必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中国气派与地方特色.各国之间,各地之间,文学创作可以互     

“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学习鲁迅论文学艺术的民族特点

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无一不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以此取得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丰富世界文学艺术宝库的。鲁迅先生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创作的民族特点,他在这方面有过许多论述,并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鲁迅先生把显示自己国家民族的特点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要求。他曾说过创作要“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者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关于作品能否打进界世,他这样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他又说,“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文艺贵在独创。而显示民族特点应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鲁迅强调中国的文艺创     

“类意识”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创作渗透着“类意识”,这种“类意识”有着特定的内容。“类意识”主导着沈从文的创作,这是他契合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超越时代,超越一般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的“类意识”的确立来自于五四新文化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得力于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另外又得力于他对人类学的关注。     

柳宗元论“文”

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在我国散文发展的历史道路上,树立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韩、柳的散文创作及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他们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一系列主张,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他们的许多意见,不仅对当时的古文运动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不少的地方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本文仅就柳宗元论“文”略作评述。     

“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     

论杜鹏程的艺术独创性

独创性是艺术的生命。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也就是研究他的艺术的独创性。英国十八世纪有个诗人爱德华·杨格曾有一句名言:“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地添上一个新省区。”因为它“在令人惊奇之余使人赞美”,能用它的想象把我们引向“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这种乐趣到那种乐趣;我们没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思想,一直到魔术家放下笔来为止”。①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李怀亮一骆宾基在解放后一些谈创作的文章中都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暴露黑暗而是歌颂光明。他曾经打算写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总题就叫“歌颂”。确实，他解放后创作的小说也从来没有一篇以揭露社会问题而引起过象《组织...     

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

林纾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笔调翻译了西洋小说１８９种，把外国文学大规模移植到中国来，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巨变。他是古文家，颇为晚清桐城派“护法”，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他虽是改良派康梁思想的认同者和回应者，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书生”身份。古文家身份为他翻译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业带来了特殊色彩，而以游侠自命的古文家更成了他晚年抗拒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因素。他对外国小说的介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桃花源”文学原型的图像置换

“桃花源”是显现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理想社会,但其意蕴内涵却在文艺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桃花源”题材的图像创作推动了“桃花源”意蕴的演绎与发展,这种创作以《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文学原型为核心,立足语言与图像符号在表现中的互通与交叉,通过对文学原型“出位”元素的表现,将源文本中的文学场景、文学场域以及文学意象置换于图像世界,创造了图像世界的“桃花源”,“桃花源”形态与意蕴在不同主体、相异符号的置换性创作中得到不断衍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