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论“古文四象”说

桐城派姚鼐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一大贡献,是精辟而系统地提出了阳刚阴柔的理论。姚鼐的刚柔论,详见于《海愚诗钞序》和《复鲁挈非书》,后者谈得尤其精彩、集中。它集前人风格论之大成,经过创造性发挥,将阳刚与阴柔之美二大基本类型当作重要艺术规律提出来,并深刻论证了二者的本质联系和转化,对两类风络特征作出了透辟概括和生动描绘。姚氏殁后,阳刚阴柔说成为后桐城派论文的核心理论之一。桐城派嫡传和私淑门弟子竞相奉刚柔论为家传之秘、升堂之阶,或著专文,或开馆授徒,多所发挥。姚门四大弟子之一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唐文治《勺…     

尚“文”之风与周代社会

周人尚“文” ,“文”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浓厚的“文”风 ,对周代社会及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周人政治中重“文”的传统 ,使当时的各族属能够在平稳的环境中协调、融合 ,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 ;周人对“文”的追求 ,显示了周人的精神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体认 ,它促成推进了周人整体修养的提高 ,对华夏族气质、性格的形成 ,起到关键作用。与社会制度相比 ,时代精神与习俗风尚往往有更深厚的影响力。尚“文”风气不仅塑造了周代社会独特的社会风貌 ,而且保证了华夏文化生生不息 ,传承不断。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论方苞的古文“雅洁”说

方苞的古文“雅洁”说是“义法”说的重要补充,其内涵不限于文字方面,更涉及在内容上对义理的讲求和创作上的审美风格取向,是方苞推尊古文文体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古文的重新确立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韩柳之前的“古文”沿革

"古文"创作不始于韩、柳,"古文"论亦不始于韩、柳。韩柳之前的古文学家们提出的改革文体的理论,在有关新文体的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技巧等重大问题上,已有了逐渐明确的答案,对流行的骈体文作了较深刻、全面的批判和清理,为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柳宗元论“文”

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在我国散文发展的历史道路上,树立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韩、柳的散文创作及其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他们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一系列主张,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他们的许多意见,不仅对当时的古文运动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不少的地方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本文仅就柳宗元论“文”略作评述。     

论明末清初的“以小说为古文”

以小说为古文是明末清初时期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渊源自明中叶以来王学左派"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思想作风;在艺术形态上,它呈现出描叙细腻生动、破体及以怪奇为韵致的美学追求。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带来了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散文表现手法、文体形式、内容风格以及美学形态上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力,是古文在艺术与美学上的一个巨大创新。     

论章学诚“以古文为时文”对宋代文章学的接榫与更革

清代文章学批评以好谈文法为特点,且文法内涵范畴包罗宽泛,立足高远,视角宏观。虽然文章之学发展之清人手中几近乎极致,但其中很多文章学观点,无论是抽象理论还是具体操作,无论是古文时文的相济为用还是积学养气,无论是文成法立还是死法变活等种种理论建构与发展,都可以上推至宋代的文章学建构之中。其间,章学诚作为清代文史理论研究与建构集大成者,正可作为绾合自宋至清文法论发展演变脉络的代表人物,并可从中寻绎出其间的传承与革新。     

论唐人传奇之“奇”

唐人传奇是中国传奇体小说成熟的标志。关于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可不必再饶舌;但唐人传奇之“奇”的具体内涵。虽然论者已多有缕述,却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 唐人传奇产生于一种独特的社交氛围中。唐代士大夫的社交文化,其特点似不如魏晋显著,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指出的:那时的文化人除了爱切磋诗、文、赋之外,也爱谈说奇闻异事,诸如神仙、鬼怪、轶事     

赵树理的“文摊论”

赵树理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其实也是一位在文艺思想方面颇有建树的文艺思想家。他的文艺思想虽然不成体系,但很丰富,也很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必须为农村、农民服务;二是文艺怎样为农民服务。赵树理认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文艺不仅要认识、理解农村和农民,而且要充分重视普及工作、重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转化。     

赵树理的“文摊论”

赵树理不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在文艺思想方面颇有建树的文艺思想家。他的文艺思想虽然不成体系，但很丰富、很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艺必须为农村农民服务，二是文艺怎样为农民服务。赵树理认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文艺不仅要认识、理解农村和农民，而且要充分重视普及工作、重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转化。     

论“名曰古文，盖文艺中之一”——试论林纾古文的发展空间

林纾古文在“魏晋文”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挤压之下,不断调试自己的定位,从而与桐城派古文越走越近。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林纾发展了对古文文体的认识,将“古文”归于“文艺中之一”。并在观念上构想了一种由古文支配下形成的艺术的白话。在中国既有文学文类系统裂变的时代背景之下．林纾的“林译小说”、古文长篇小说、白话诗的创制,不失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期间的重要实验。     

论任尚

<正>任尚,是东汉时的一位军事将领,在经营西域与平定西羌的过程中、超过一定的作用。我们在研究西汉西北民族历史时,有必要考查一下这个人物。 一、崭露头角 东汉一朝,国威不振,在其政权建立之初,豪强地主就疯狂地兼并土地,出现割据状态。但毕竟在前期,东汉政府所采取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还能对豪强地主实施一定的限制。自章帝以后,开始出现了外威宦官执掌朝政的局面。窦太后临朝,“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邓太后执政,邓氏一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与此同时宦官势力也开始膨胀,他们“手握正爵,口含天宪”,威权竦赫,震动郡县。这“两个豪强集团猛烈地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大大发得了他们的兼并性和割据性。” 东汉中后期,政治进入黑暗时期,统治阶级日益荒淫腐朽,皇权旁落。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相互争雄,“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其党徒典据州郡,贪赃枉法,“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再加上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大批农民失去     

“散文热”与“古文运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少报刊频频发表“女作家”描写购物、美容和逛商店之类的消闲小品(而后被评论界称之谓“小女人散文”)，并被当时媒体炒作得相当红火，继尔以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问世，一批理性胜于情感，学问大于体验的“大散文”更被不少报刊乐此不疲的选发。于是乎不少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纷纷改行创作了大批散文，终于在中国文……     

柳宗元“牢骚文”论略

“牢骚文”是指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用以发抒愤懑不平之情的文章。此类文章运最多的是书信、对话、游记、辞赋、寓言等文体。其价值主要表现在展示真实的现实情状、塑造特立不群的主观自我、为当时和后世提供有益借鉴等方面。柳宗元大量创作“牢骚文”,是由其创作指导思想、特殊的人生经历及孤高的品性所决定的。     

蔡邕的碑铭文与唐代古文运动

蔡邕的碑铭文为后世作家确立了一种光辉的典范。唐代古文运动主要以恢复三代及西汉文风相号召,而蔡碑属于唐代古文家所师法的为数极少的东汉人的作品。这是因为蔡邕确立了碑文写作的“实录”原则,其文融化经典,合乎儒家雅正的标准,遵循褒贬劝诫的根本原则,而且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雅但无俚俗、华靡之弊,运用骈俪之语而能够恰如其分,不以辞害意,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才能。     

“奇绘物”还是“奇缯物”

《宁夏风物志》第43页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当时乌氏县有一个名叫保的人……经营畜牧业,又很擅于经商。他看到其西北的戎不会养蚕、织丝,便用他经营的牛羊从秦国那里交易来丝绸,然后再将丝绸和戎人交易牛羊。倒手一次,即可获利十倍……”以上文字,也被其他著述广为引用,但其中有关“丝绸”之事,还值得商榷。此事首见于《史记·贷殖列传》: 乌氏保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亦有记载,唯“鸟氏倮”作“乌氏赢”,“奇绘物”作“奇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