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与保护

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价值基础,也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法律标准。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判断、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如何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研究——基于《物权法》的若干思考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借助法学类型化研究工具,基于我国国情,探讨公共利益本质问题,提出在实体角度对公共利益界定的同时,强调从程序上完善我国《物权法》公共利益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探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本文主要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工具来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予以探讨,以期从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来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提供更为深刻和具体的分析路径.本文通过分析公共利益界定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理论、实践意义,以及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经济内涵,提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既是追求社会和谐、协调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也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的基本途径.本文进而从公共利益的定性、定量、实体、程序、静态、动态等多个层面,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公共利益法律界定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予以了探讨.本文认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过程实际上是在维护社会共同基本目标下法律对各种冲突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的过程,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是简单的概念辨析和利益归属判断,而是一个需要多层次、多角度法律界定的系统工程.     

实践理性：公共利益界定的方法论选择

公共利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学范畴,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哭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而实践理性提供了检验正义的合理性标准。     

论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唯一理由,由于立法上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因此需要从学理上提出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公共利益应具有公共性、直接利益性、功能上的必要性。实务界可以根据此标准,采取听证、仲裁及司法的方式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     

国外土地征收制度考察研究——以德、美两国为重点考察对象

本文重点考察德、美两国土地征收制度,指出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惟一合法正当理由,而公共利益存在的合理性是一个国家对其进行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种价值判断的结果。同时,各国都注重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加以限制,以免对公民私有财产造成侵害,其中依据法律正当程序、公平补偿以及准征收制度特别值得我国借鉴。     

“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

“公共利益”的实体解释理论无法界定“不特定多数”这个概念,对“利益”的内涵也无法形成共识。“公共利益”的程序解释理论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转化为“谁来决定公共利益”的问题,实质上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虚化了。可能的突围方案是对公共利益的反向解释,即通过逐步清理公共利益的边界,将公共利益的“假冒形态”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公共利益判断中走过多的弯路。     

正确认识公共利益问题在当代的重大意义

公共利益问题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实践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垄断行为及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问题都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在理论上,公共利益问题是法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哲学探讨的理论难点问题。本文认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公共利益问题是调控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依据的坐标,是保障社会公平不可或缺的根基。     

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探析

公共利益在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它使行政机关在确认公共利益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也给行政机关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侵害公民权利留下了巨大空间.对此,需要在公共利益与相关概念的比较中把握其内涵,并通过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和法律程序,对具体情形中的公共利益作出合理的界定.     

从美国司法判例看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考察美国土地征收方面的司法判例,指出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惟一合法正当理由,而公共利益存在的合理性是一个国家对其进行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的多种价值判断的结果。同时,美国还注重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加以限制,以免对公民私有财产造成侵害,其中依据法律正当程序、公平补偿特别值得我国借鉴。     

公共利益法律化及其在土地征收制度中的践行

财产权社会化的核心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化问题.为此,学界提出了公共利益实体化和公共利益程序化两种分析路径.前者以不确定性分析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般意义上公共利益之涵摄,后者虽然没有深究"公共利益"之实体内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利益法律化的实施路径.在土地征收实践中,正当的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在征收制度中的法律化,其重点并非界定公共利益之范围,而是合理解决"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如何体现"等现实问题.     

论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公共利益在公法尤其是行政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现代行政的目的,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不仅限定了公民的权利界限,也为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设置了法律边界.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这一不确定性表现在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对此,需要在公共利益与相关概念的比较中把握其内涵,并通过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和法律程序,在立法、行政、司法等环节对公共利益予以审查和界定,以保证行政法上公共利益的实现.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需要立法、行政、司法保障,即立法者对此做出概括性规定,并通过宪法解释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在具体立法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行政机关依据正当程序对此进行具体的判断;在出现纠纷时启动司法程序.由法院针对个案中的具体事实,进行最后的确认.     

公共利益的法学解读

在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学者视野中,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谈论中,都非常关注公共利益的问题.公共利益是人类群体生活的规范目标,但公共利益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实现不是自发的,有赖有关机关的界定和运用.同时,公共利益又是一个使用频繁的法律概念,其作用和意义在不同的法律中不完全相同,其内涵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在实践中准确把握其范围带来了困难.国内外学者对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讨论,揭示了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一基本含义和内容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特征,并为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指明了方向.在当代中国,公共利益在法律中的形成和界定,更多地应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分类管理模式研究

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包括很多组织类型的庞大组织体系，公共利益组织是非营利组织中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组织。政府对公共利益组织实施特别的管理及优惠待遇，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最近十余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行公共利益组织立法。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体系划分存在很大问题，可以依照公共利益组织和一般非营利组织的划分方式，对非营利组织重新进行分类管理。     

公共利益界定主体研究

明确界定公共利益是增进公共利益、保护个人利益的有效途径,而界定主体则是公共利益界定的前提问题.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主体,各国的法治实践也不尽相同.基于权威性、代表性、中立性等考量因素,公共利益只能由立法机关界定.我国公共利益界定的应然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也有权界定公共利益范围,但应遵循法律效力等级原则,不应与上位法相冲突;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外,其他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无权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在现阶段法律可以授权部分行政法规、规章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但从长远来看,人民代表大会不能授权其他机关界定公共利益.     

经济法对公共利益的回应

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那么面对日益凸显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经济法规范和经济法学界应做出怎样的回应。通过比较分析经济法规范中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及经济法学界对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发现:经济法对于公共利益的回应反映出静态法律条文与动态社会现实、平面研究与立体研究和总论与分论、问题与主义的脱节。     

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的根源和归宿

公共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公共利益必须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促进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在某些时候,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之间难免会存在紧张关系,但公共利益相对于个体权利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地位。个体权利是公共利益的根源和归宿,公共利益必须以公民权利为本位。明确这一点,在于防范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无限制地干预公民权利。     

"公共使用"与"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从美国新伦敦市征收案谈起

本文从讨论200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最终裁决的新伦敦市征收案出发,阐述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征收权行使的“公共使用”限制以及有关司法实践,比较分析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征收权行使的“公共利益”限制,以及近年来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滥用问题。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界定的重点不是孤立地对“公共利益”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划一个清晰的框框,而在于针对具体的征收行为如何衡量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并为此研究了几条界线问题。     

关于行政征收三个争点问题的研究——以美国为例

规制与征收的界限、公共利益的判断、公正补偿的实施是行政征收行为三个主要争点,美国诸多判例对此三个问题的厘定具有非常典型的借鉴意义。政府规制在降低财产价值上走得太远就形成征收,法院不保证私人财产价值利用的最大化等一些理性的规范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划清两者的界限;公共使用泛化为公共目的是征收权逐步扩大化的体现,并导致公共使用法律界限的模糊性、复杂性,征收权与警察权的适用及其差异是"双重联邦主义"的典范,公共利益的实质是公共理性与利益多样化对抗后的一种平衡;正当补偿不意味着市场价值标准补偿的唯一性,补偿的内容、价值标准及判断方法随着时代的进步也正在日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