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本体论议题的承续与开新

王船山以张载为宗师,"希横渠之正学",其哲学思想是张载哲学思想的延续与价值开新。以"太虚即气"为议题,由张载之"太虚即气"到船山之"太虚一实",由张载之"气化"到船山"气之化也",彰显出船山哲学本体论对张载哲学本体论的承续。由船山气之化的差异性导致宇宙万物的层级性,彰显出船山对张载之超越。     

论张载的“穷神知化”

"穷神知化"是张载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表达的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另一方面体现的是人们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说,"神""化"不仅内含了宇宙人生的奥秘,也体现的是人们意识当中的知情意的修养水平。这是张载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     

张载及其关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走向探析

20世纪以来,张载及其关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相应地使用了三种方法:一是将关学定位为"关中理学"时期,其运用的是传统的理学方法;二是将张载定位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认为关学学者对气一元论多有承继,于是相应地也使用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思维方法;三是重新将张载及其关学定位为理学,但使用的则是中国文化本位的方法,即强调要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本性出发,从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研究和审视张载及其关学。由于定位的相对准确与方法的相对优化,使关学研究有了较大的推进,但目前仍留下较大的研究空间。张载及其关学研究还可从多角度、多层面进一步加以深化。     

气论与工夫：张载哲学的根基与实践——读陈政扬博士《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

台湾学者陈政扬博士的大著《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以下简称《诠释》）,围绕＂气论＂和＂工夫＂两个关键点,对张载思想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哲学诠释,这无疑是近年来张载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诠释》在台刊印,大陆并不多见,故有必要略作介绍,以期对当下的张载哲学研究能有所助益。     

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以“仁智”统一为中心

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价值观念;仁学,则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部分.至北宋,包括张载在内的理学家对孔子仁学做出了种种有价值、有深度的新诠释.其中,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尤其令人瞩目.以“仁智”统一这一问题为中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张载哲学对儒家传统仁爱观的突破,二是张载对“欲仁”与“致学”关系问题的诠释,三是张载对“仁”与“礼”关系问题的诠释.     

张载“太虚”意义辨析

对张载哲学中的“太虚”一词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而“太虚”又是理解张载哲学的关键之所在,对张载哲学的解释必须从对“太虚”开始。张载的多处论述显示,他使用的“太虚”一词所指正是气的原初、本然状态,在此状态中气之本方得以显现。学界对“太虚”一词的不同理解,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对“虚”与“太虚”两个概念不加区别。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虚”是气之本性,而“太虚”是原初、本然状态的气,不可混淆。     

哲学对勘: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

牟宗三认为,在宋明理学中,朱熹一向被认为绍统之正宗,但究其实质,乃为程颐开其端绪、朱熹继承拓进而转向别起之"别子为宗".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之理路,是将朱熹与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进行哲学对勘.     

张载称引《老子》研究

张载曾累年究释、老之说,熟知释、老典籍及思想。据相关文献可知,张载从"礼"、"天地和圣人"、"有无"三层对老子及其思想略有所论述,对老子的部分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对老子思想进行了一些批评与纠正。张载经过重新诠释和演绎,将老子的思想补充到了其理学思想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方法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为哲学基础,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方法论.和谐社会理论全面肯定了社会矛盾的同一性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蕴涵着"维护同一"、"限制斗争"的方法论,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解决当代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开创了哲学新思维.     

论张载哲学中的尊天思想——从“日月五星随天左旋”的观念出发

北宋大儒张载在宇宙论上有过一个创见,提出了＂日月五星当随天左旋＂的理论,这不仅是一反历代历法家所论断的、达成共识的天文规律——以天左旋而日月五星右旋为根本看法。张载的这一革新究竟是否正确,这不仅是一个宇宙论的问题,而且是个科学问题,是值得我们讨论的。然而,张载这一革新背后反映的价值观问题,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一革新反映的不仅仅是宇宙论层面上的问题,更反映了一名纯正儒者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即当以尊天、敬天以顺天为儒者之本。     

试论郝经文学创作的渊源与造诣

郝经以理学著名,对其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历来较少注意。文章以郝氏文论为主并联系其各体文学方面的创作实践,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渊源及其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指出郝经以金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国朝文派"为其文学基础,并上溯到以北宋中期文学为下限的整个古代文学传统,对宣和以下的宋代文学则有所贬抑,隐含有以金元文学为正统的文学史观。郝经同时继承宋金时代理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传统,重视诗赋文章的艺术表现,注重才情,表现出气格与法度并重的创作倾向。其古文继承唐宋古文家的思想与艺术传统,古体诗与辞赋则追仿汉魏六朝的风格。郝经作为一个处于复杂交错的政治、族群及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家,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试析冯从吾对道家的态度及其学术观念

冯从吾为晚明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是关学在明代的集大成者。其学术特点是继承了关学重会通的优良传统,做到了远接孔孟之真精神,近将程朱陆王而一之,而“其于异端是非之界,则辨之不遗余力”。冯从吾对道家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批判,其学术观念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是完全成立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客观,不科学,因为他看不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方面。冯从吾对道家的批判,是冯从吾区别于其他理学家的一个学术特色,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冯从吾对道家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一分为二地科学客观全面地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道家思想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对理解道家思想的消极历史影响有一定帮助。     

朱熹《正蒙》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其一生精思力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察朱熹对《正蒙》态度的复杂性及后世围绕＂朱熹注＂的争论两个问题,我们看到,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张载《正蒙》的态度和诠释,对后世学者理解和定位《正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澄清此二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理学从北宋到南宋发展的内在逻辑。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全宋词》章谦亨小传订补

南宋词人章谦亨,《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章谦亨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且有若干讹误,兹予订补。要点有：谦亨,湖州（或“安吉州”,即今浙江湖州一带）人。生于宁宗嘉泰元年（1201）以前。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扬州泰兴县（今属江苏）令。理宗绍定元年（1228）至四年（1231）正月,知信州铅山县（今属江西）。理宗端平元年（1234）五月,已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理宗嘉熙三年（1239）六月前,已知衢州（今属浙江）。六月,兼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十二月,直秘阁、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兼知衢州。是年,阶官已至朝请大夫。四年（1240）十一月,与宫观。     

《关学编》的编纂动机、体例特点及其学术史意义

《关学编》由明代关中著名理学家冯从吾所撰,是我国第一部关学史著作。在体例安排上,该《编》立足于关中地区,以纪传体形式＂独载理学诸先生＂,摒除朱子学、阳明学门户之见,揭示关学师承及其学风的延承性。不仅有助于挺立以张载为创始者的关中道统,而且开启了＂关学有编＂论及关学史撰写的先河。     

论张先词的创新

北宋前期词人张先在词的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与尝试具有其创新性，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慢词写作的重视和积极实践上，而且还反映在他的词作中出现了不少的题序与和韵。从其16首慢词、38首中调的创作实际便可看出张先精通音律、迎接市井新声、自制声调新曲的创新意识，66个题序及8首和韵词都预示着崭新词风和词之创作高潮的到来。这些努力具有导夫先路的作用，对苏轼等人的创作起了直接的影响。     

从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看其党派观

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接触,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西安事变更是与共产党密不可分。从张学良对共产党认识历程的疏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只为国家、非为政党和主义而献身的党派观,从中可见其政治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由旧军阀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心路历程。     

略论张炎词学理论的诗化倾向与对词体本质特征的把握

宋词的总体发展过程存在着"明修栈道"和"暗度陈仓"两种不同方式的诗化倾向。张炎在坚持并肯定词的音乐性、写意性和传统婉约词深婉曲折特质的基础上,自觉、全面地建构了以"清空"和"雅正"为核心的词学理论体系,把"暗度陈仓"式的词的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种诗化倾向的词学理论,而不是将词变为诗的诗学观念。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