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被压抑的现实恢复到文本层面”——弗·詹姆逊的“讽喻现实主义”探析

《政治无意识》将“生产方式或结构的整体性”改造成“叙述的整体性”,其中包括了“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三个文本意义同心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讽喻性的,“政治的讽喻”、“讽喻的命题”分别连接了“政治的”与“社会的”、“社会的”与“历史的”等阐释视野.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旨在将被实际政治斗争、各种意识形态遮蔽和压抑的“现实”通过层层讽喻,最终导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从叙述材料到马克思主义“主导叙述”的“讽喻的操作”过程构成“讽喻现实主义”,并据此对巴尔扎克小说提出新解读.     

圣经象征学:神学家与文学家的共鸣——乔纳森·爱德华兹与圣经象征学

圣经象征学是贯穿乔纳森·爱德华兹布道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乔纳森.爱德华兹对圣经象征学的独到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了传统圣经学思想,将圣经象征学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和人类历史(包括宗教历史)之中;二是代表了圣经象征学极端观点之间的"中间道路",是一种更自由的、本体论的圣经象征学。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与莎士比亚、马丁.路德和英国形而上诗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不能被简单地归于"前批评"或"批评"范式两分法,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对当代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萨勒姆女巫》之圣经式解读

《萨勒姆女巫》历来被简单地视作一部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讽喻剧,强烈的时局讽喻性限制了它的艺术性。然而,笔者发现该剧多处巧妙戏仿圣经典故来加强戏剧效果。戏仿衍生出的语境转换的压力实现了对圣经神圣意象的倒置,解构了清教权威,突出了逐巫案的荒谬并以此反思清教和人性,这种深层文本关系赋予该剧永恒的艺术魅力和道德关怀。基于此,笔者在概述戏仿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该剧通过戏仿圣经建构的倒置的圣经意象,揭示文本深层的艺术手法和道德关怀,展现其独特永恒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主旨。     

讽喻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原型寓意

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采用假定性手法对《圣经》里的彼拉多和耶稣从人的角度重新塑造性格,意在阐述怯懦的危害,讽喻人类的劣性。圣经故事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上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在主题上表达了作者的性恶悲观思想。     

神圣与凡俗之间——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一个解读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理解西方社会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当历史翻到涂尔干这一页时,他十分响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神圣的物体实际上就是社会力量的象征代表物。”如何理解这句话?文章在精读原著的基础上,试图从宗教的世俗性和社会的神圣性两个方面找到神圣与凡俗之间的契合,以期为更好地理解他的个人———社会观廓清视野。     

谈讽喻的定义及分类

讽喻作为一种修辞格已基本为学者认可,只是,各家对讽喻的定义与分类还有出入。有鉴于此,在综合考察各家见解的基础上,结合讽喻的运用现实,对讽喻重新做了较全面的界定,并且将分类标准与名称也做了校正,分为寓言和类寓言两类。在为讽喻下定义和探讨分类的过程中,较详细地辨析了讽喻与引用、比喻之间的关系。     

历史剧的“戏说”与历史“诗意”的构成——汤显祖和“雪中芭蕉”的启示

汤显祖《牡丹亭》被改编演出而引发的“沈汤之争”,反映出争论双方美学思想的尖锐冲突.沈璟崇尚戏剧艺术的形式美学及历史剧的“真实”原则,而汤显祖则要打破形式主义束缚,以主观抒情和审美意象突破史实的局限而追求“神似”.这一争论引发我们对历史剧创作中“史实”与“诗意”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历史剧在坚持整体架构符合历史史实的原则下,象征意象的意蕴美与精心虚构生活细节的诗意美,是构成历史“诗意”的两大途径.在历史真实的基石上,意象的选择、“诗意”的浓淡与格调,则决定着历史剧创作不同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最终形成各种流派.在网络时代,历史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元素,由此,影视剧创作中的“历史”与“诗意”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新的格局.     

哲学研究的理论想象

赋予哲学理念、哲学范畴、哲学问题以新的思想内涵,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的理论想象。在哲学的理论想象中,重新探索哲学的历史任务与人的历史形态的关系、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时代主题的关系、哲学的时代性与人类性的关系、哲学与人类把握世界诸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哲学的“形上本性”与“形上追求”之间的关系,是推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简朴与信仰——《圣经》叙事的一种独特模态及其神学意蕴

简朴是《圣经》叙事的一种独特模态.简明的人物、简洁的情节及简约的背景是展现此独特模态的实例.这些实例所构成的《圣经》与同为西方叙事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对峙并彰显出强烈的反差,由此形成了《圣经》叙事的魅力和神秘色彩.在这种简朴模态的叙事表象之内,可缕析出人一神、事一神和世界—神三条脉络及其交融关系.此种交融关系是非逻辑性的,它要求在贫乏而丰富、荒谬却信服之间达到相融与和谐.于是,《圣经》叙事背离了常规而创造了一种反常规的统一性.《圣经》叙事与神学信仰总是交融为一种独特的诠释学活动,它超越了感性描述和理性推演的局限性,上升到信仰皈依的无限性,从而激励了文学艺术之“可能的不可能”的精神追求,揭示了神学意蕴之“不可能的可能”的信仰本质.     

近五年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研究述评

赋体文学与小说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近五年来,研究者们对赋体文学的客主问答叙事体、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法、“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以及“卒章显志”的讽喻功能及题材等方面与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探讨了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同时认为古代小说中赋作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赋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但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论引导,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深度上还有欠缺.     

从辩证矛盾到真正对立:辩证法的终结?——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反思

从起源来看,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意大利传统,他们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路径,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任何继承关系,力图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辩证法.不过,在历史起源和建构路径上,他们又完全不同:前者是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外在嫁接的理论产物,而后者则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相融合的内在结果;前者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视为反辩证法的“圣经”,而后者则选择了《大纲》.这两条路径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内在本质.     

新中国翻译文论的话语模式及其启示

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属于“翻译文论”,相关研究要直面翻译文论话语本身。在新中国翻译文论话语中,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四种模式的历史存在及其分布状况表明,文论研究需要保持对多种话语模式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避免某一模式的霸权,克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以四重式思维追求四种话语之间的共生共成,实现“所说”研究与“所做”研究之间的互补互证。     

图像的“华夷之辨”:清代百苗图与苗疆历史的视觉表述

作为一类重要的民族图谱,清代百苗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描绘中国西南边疆“苗蛮”的形貌、文化与生活,在一帧图幅内,搭建起视觉语言和文字语言之间的桥梁.百苗图的视觉表现形式与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和清代苗疆的社会历史情境构成的对应关系,使其成为一类典型的社会性艺术.百苗图这一图类是清帝国边疆想象与具象的再现,是以视觉媒介为载体对苗疆社会历史情境进行的一种创造性“转译”.对百苗图作出基于叙事学和符号学的文本分析,能够得以一窥清代国家对于边疆“异己”的再现策略,并解读图像文本中蕴藏的文化符码和象征意涵.     

历史理论与历史实在

历史实在的形而上学特征往往导致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对它的忽视。事实上,历史理论往往会在内容上排斥历史实在,而在理论预设中承认历史实在的合法地位。历史实在作为绝对预设,是历史理论科学性的有效保障,如果说科学的理论总是有其自身界限的,那么对于历史理论而言,它的限度与历史实在这一预设密切相关。厘清历史实在与历史理论之间复杂的关系,可以从康德的“范导性”与“构成性”两个概念开始。     

古代中朝关系史中“事大”与“字小”问题的认识论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历史上,朝鲜半岛政权长期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事大”政策;同时,中国封建王朝对朝鲜予以“字小”,由此双方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相互关系.“事大”“字小”问题与“殖民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该问题辩证地看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朝关系,做到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加强中朝(韩)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对东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大有裨益.     

论索绪尔的“符号”概念——语言学的认识论意义

符号在日常使用中只是思想意指对象的声音记号(音响形象).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联想性统一,这构成了“符号”的理论概念.在思想使用“语言”的“言语活动”中,符号是具有意指性的音响形象,其意义来自思想和事物,语言与思想和事物的三元关系是在自我意识平面上展开的.而在语言学的理论平面上,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统一体不具有意指性,其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对立关系,它把思想与事物的外部对立扬弃为符号的内部联想关系.“联想”不是意识的能动联结,而是在社会—语言形式平面上实现的“差异性的相似性”.“符号”的理论概念作为语言学的科学基础,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     

“义人”与“圣人”:基于《圣经》与《道德经》的比较

《圣经》的“义人”和《道德经》中的“圣人”分别代表着基督教传统和中国道家传统的不同原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特征.“义人”在《圣经》是信仰上帝、严格遵行上帝命令的人.而“圣人”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才能道德智慧极高的人,是“德才兼备”的人.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理想和现实的融会与疏离——萨托利民主观批判

萨托利对民主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民主问题上,既要注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又要有效地调适两者的关系.但萨托利在处理两者关系问题上依然存在以下局限性:否认“自主”使其民主观缺乏道德理想;远离“人民主权”使其民主观缺失合法性基础;没有“自治和参与”使其民主观缺乏建构性理想.     

和谐共生：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概念论

有机整体的概念由来已久,而它之所以能在浪漫主义时期成为英国文艺理论的核心理念并对后世的相关批评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诗人柯勒律治将其从德国浪漫派思潮和超验主义哲学中引入英伦思想界。柯勒律治从有机自然观、先验的整一性、天才与想象力理论以及对立统一原则等方面对有机整体概念中涉及的主体与客体、有意识与无意识、有限与无限等各种关系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做出了阐释。无论是在柯氏之后的浪漫主义文艺批评范式中,还是在美国超验主义与新批评派的核心论述中,都能听到其有机整体概念的理论回声。重新梳理这一概念,有助于揭示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多元的思想基础和独特的哲学底色,进而更加清晰地描摹出文学理论核心概念流变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