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素以“流质善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的多变性格见称于世。然而,透过梁启超这一“不易捉摸”的性格因素,人们不难发现其潜意识或思想深处仍然隐藏有一些相对稳定的个性特质。据笔者考察,新民之道堪称梁启超多变反复的一生始终思考关注的问题之一。 新民理论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民理论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往的论者或以它是抵制革命的反动理论而不屑一顾,或充分肯定它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所起的巨大启蒙作用,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思想作出具体详实的研究。笔者认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萌生和发展,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孕育新民理论的文化传统主要有二:其一,中国文化重视“人的自由”和强调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的传统;其二,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梁启超的善变与不变

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在保皇抑或革命上,曾表现出极大的徘徊与反复;他在对待西方现代性文 化上亦如此。本文从这种“善变”入手,分析其“不变”,洞察其用心,期望对当下中国产生启迪意义。     

试论谭嗣同《仁学》的佛教倾向

梁启超在谭嗣同牺牲后如日,为其《仁学排序日：“《仁学》之所为作,乃为光大南海之宗旨,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众生何以要救？又如何去救？这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眼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答案,即佛教中所说的“我执”。有“我执”,则是众生必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而破“我执”即是拯救之方法．因为只有破除了“我执”之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此,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控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

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二人,虽然一体并称,实则从来和而不同.梁启超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反差尤为鲜明.不过,深究内情,梁启超的善变虽然公开而坦白,背后故实周折复杂;而康有为的不变则有故意掩饰的诸多情节,甚至不惜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如此一来,研治康梁就面对共同的难题,而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梁启超,应尽力收集文字的所有版本,比较解读其相异之处及其所以然;对康有为,应注意文字标注和披露时间的差异,分别不变的自述与变化的实事之间的纠结.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试论梁启超散文的爱国主义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从1895年主持《中外纪闻》开始“委身于文界”,至1904年主办《新民丛报》时期,领中国近代文坛风骚近十年,这时期他所发表的大量散文,风靡一时,不胫而走,在备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影响之大,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作家所无法比拟的,因而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散文大家,从新中国成立至粉碎四人帮之前,竟没有一篇研究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历史作用的专文。近几年,对梁启超散文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已有专论见诸杂志刊物,     

“内圣外王”之谜——太谷学派管窥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是著名的书,历来诵读者很多,但是,大约由于它“什九皆寓言”,在学术思想上认真对待这一说法的似乎又不多。梁启超也许是个例外,他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中国学术……其指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以此也”。他实际上指出:在“中国学术”中,“内圣”——修养和“外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教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其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张之洞对“中体西用”,不仅“乐道”,而且“力行”;不仅贯彻于经济,而且更贯彻于文化教育。但这都     

也论梁启超的词学思想

梁启超论词以“意态雄美”为审美理想 ,其作也多呈现“意态雄美”趣味。其“新意境”、“旧风格”的创作主张 ,即坚持保存诗词固有之本色 ,也应该是填词所遵循的原则。但当前学界对梁启超词学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些偏颇观点 ,主要表现为 :一、认为梁启超对宋词的兴趣自晚年始 ;二、其词作多儿女情长和伤春伤别。这些观点均须一一辩驳     

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一、前言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肯定严择之贡献的学者颇多、例如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未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国西洋留学生介绍新思想的开端。任公自讽地说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在开始之时是囫囵吞枣,乱无章法,此种译介工作可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译介者,就是严复。①蔡元培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候官严复为第一”,o革命党人胡汉民则称严复是“译界泰斗”,又说：“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②更有不少人将严复与林纤并列,…     

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爱国诗人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直得到人们的推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论丘诗云:“此君诗真天下健者。渠自复曰:‘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君代兴。’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①而梁启超对丘诗也很为推崇,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②梁氏虽然推评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但他把丘诗看作“诗人之诗”,却只是抓到了一个方     

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一190 2年 2月 ,自“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已三年多的梁启超 ,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 )。 3月起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 1 ,所用“中国之新民”乃这一时期梁氏最著名的笔名 ,由此亦可究知其写作的缘起与用心。据《新民丛报章程》2 标示 ,梁启超办刊的宗旨是 ,“取《大学》‘新民’之义 ,以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因此 ,从《礼记·大学》篇“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的“新民”思想 ,也成为其时梁启超关注与论述的中心。《新民丛报》第 1号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新民说》,对此作了充分阐…     

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正> 《文史哲》编辑部约我们参加文化史研究的笔谈,并且拟出这个题目,内容也代为指出,这对我很有启发,我表示感谢!所可惜的是:我最近忙于其他文字和出外开会,一时未暇来写这类文章。最近我第一次参加了“纪念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当参观新会梁启超故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

《新民说》一书,是梁启超伦理思想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饮冰室自由书·说悔》)这就是说,新民之说渊源于《大学》。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新民说》就纯粹是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梁启超以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对《大学》的新民之说进行了改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从《新民说》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而且由于梁启超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各派的伦理学说,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钱钟书与朴学

一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过。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但到七十年代末,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就发表了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巨著——《管锥编》。钱氏之选用札记体这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