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域《文选》评点浅论

郭正域流传到今天的《文选》评本共有三种，它们之间内容都有出入，应皆是依当时流行的评本、又有所选择加工而成。作为较早的文人评本，郭正域的《文选》评点与出现于其前的书商操作评本有着质的差别，在《文选》评点学史上有着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在评点中，郭正域表达了对七子派主张的不满，明确提倡六朝文学，强调文学作品的“表情”作用。批评谢灵运作品的独特角度，则有补七子派一味以格调衡文之偏的重要意义。他的评点也提示着当代人对评点著作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免造成文学批评史的遗珠之憾。     

20世纪90年代《红楼梦》的三部评点本谫论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红楼梦》的三部评点本从各自的版本选择、评点操作方式、评点内容及价值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梁评本属于"细读"式批评,王蒙评本属于"直觉"式或者说"意识流"式批评,王志武评本属于"文本图解"式批评。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

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楚辞》、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沈云翔辑评《楚辞集注评林》等,是明代中后期刊行的重要的《楚辞》评点本。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发现:诸本评点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明代名家评点被逐渐增入,与之相适应,之前《楚辞》评点中"注"的成分被逐渐消解,文学品评的色彩逐渐增强;各本与之前诸评点本间,呈现出因袭与变异两种趋势,而后者则有助于《楚辞》文学评点的成立。     

审美接受视域下的《金瓶梅》三家评

《金瓶梅》问世后,影响较大的评点本有崇祯本、张竹坡"第一奇书"本和文龙评本。在审美接受视域下来看,评点者同时充当了小说第二作者、读者的精神向导和高明的鉴赏者的角色,三家评点者在《金瓶梅》的审美接受方面各作出了较为独特的贡献。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中国文学名著汇评本的价值

评点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至明代,刊刻评点文学作品之风大盛。正是在文学评点繁盛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有别于一个个评家单独批点的"集评"、"评林"、"合评"类作品。这类将两人以上多位评家的批点汇集在一个原著正文上面的新的整体,今统称为汇评本。这些汇评本并非都是粗制滥造之作。从总体上看,它们在文献、文论、传播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认真去"搜采和表彰"。     

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明清时期是杜诗未刊评点高度繁盛的时期,涌现了数量繁夥的杜诗手批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就是清代杜诗未刊评本中的典型批本之一。该本以刘濬《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为批评对象,重估刘濬《杜诗集评》的学术价值、指摘杜甫各体诗歌的客观缺陷,针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再抒己见,或称颂赞赏,或非议批驳,或补充完善,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之批评的主体意识。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这一评本不仅在清代杜诗评本中独树一帜,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批评史学价值。     

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考论

国家图书馆(文津楼)藏存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是一部未经比勘的手抄本。通过对抄本与晚清孙桐生整理过录的《妙复轩评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前十六回的评语进行细致比对,发现孙桐生在过录张新之评点时对评语做了大量的增、删、错置,有严重的失真现象。通过对该现象的考证研究,有如下具体发现:关于抄本所用底本的发现;关于作者曹雪芹的发现;关于评点技法的梳理。这三方面的发现将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张新之评点,可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依据。     

《红楼梦》评点本的阅读史意义新探——基于版本形态意图指向的考察

作为《红楼梦》版本形态重要一类的评点本,不仅是评点者表达自身阅读见解和建构自身阐释逻辑的重要体现,而且是评点者在《红楼梦》原文基础上建构的一套全新的文本语义系统。不论是以评点“自适”“自乐”,抑或是建构评点语义系统时的“排他”性,皆带有评点者面向其他读者说教的推销意图,有效限定其他读者从评点本中进行阅读体验的认识视角。...     

明代《西厢记》的评点系统

明代《西厢记》评点本达 2 0多种 ,它们有三个系统 :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为三个小的系统。二是“徐文长先生批评”系统 ,除了《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西厢记》有新的批语外 ,其余五种“徐评”本内容相近。三是“糅合—考订”系统 ,以汤若士、沈伯英合评本和凌蒙初本最有代表性。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先秦诸子对《诗》的解读与理念化

儒家以个人道德修养或国家仁政原则、礼义原则解释、运用《诗》;墨家从治国理念来释《诗》,把所引之《诗》说成是圣王之言;道家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文化价值;法家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诗》的社会功能。     

政治民谣与《诗经》的比较

政治民谣和《诗经》有差别:前者直言,效果显著,有力约束对象;后者含蓄概括,效果缓慢却绵长经久,化人于无形,表明二者的起源、性质、功用的不同。它们又具相同处,即政治童谣中隐语式的晦涩风格、评论民谣的总括论断倾向,与《诗经》的温厚含蓄、总体概述风格颇为接近。显示《诗经》对政治民谣的明显影响。     

荀子经典诠释的实践性品格——从荀子用《诗》说起

荀子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儒家经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荀子》不仅大量征引《诗》等儒家经典,在征引及诠释过程中将儒家的实用精神投射进去,这使得他的经典诠释活动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在用《诗》时所提出的"隆礼义而杀《诗》、《书》"及"为其人以处之"的观点,是对其道德实践与经世致用实践性品格的最好注脚。     

新时期《诗经》意象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诗经>意象研究呈现出繁盛态势.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诗经>意象研究的热点.众多研究者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神话、巫术、民情、风俗等文化背景来考察<诗经>原型意象的内涵及生成缘由,使当代<诗经>研究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形态中呈现出新的活力.二是对<诗经>文学意象审美蕴含及功能意义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于深化<诗经>文学化研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关于《大雅·卷阿》的错简

《诗经》在编订传习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简次错乱的问题,《大雅·卷阿》就是由于错简将原来的两首诗误合成了一首诗。考察诗的描写内容、句法形式、叠咏特征、人物身份的不同,援引《诗经》内证,纠正《卷阿》的错简,恢复《诗经》文本之原貌。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