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态度·心的文化——徐复观论治中国思想史的解释学架构

徐复观的解释学架构是从考据与义理之辩开始的。在他看来,考据对于研治中国思想史是尽其“史”的工作,义理是尽其“思想”的工作,二者各有所本,但相互渗透。在考据义理、汉宋学术之争中,他揭露训诂学演绎法的时代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竭力批驳清人对宋学的污蔑,张扬义理之学。但他并没有由此全盘否定考据整理史料的功用,相反以发展与联系的观点建立了归纳法的新考据学;在他的新考据学中,实际上容纳了义理的方法。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方法都是解释的方法,解释就是对史料进行爬梳、整理和诠释,从根本上把材料的精神实质从静态、僵直的本文状态中导引出来,使其成为一流动、积极的精神生命。但是在解释和操作方法的过程中,解释主体是厕身其中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解释者的主观烙印。而如何消解解释者的主观烙印,保证解释的客观性,就成为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徐复观走的是追问主体解释结构的路向。 、 徐复观研治中国思想史,既重方法的运用.亦重态度的契合。在反已溯求中,他认为人格又决定着解释的态度,因此整个解释的根基乃在于人性论的“先见”和心的文化系统中。     

创新与典范--论宋明学术之所以"造极"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明而达高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学术创新,创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学术精神和特性.理学学术的转生担当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学术整合方法的落实,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智慧.宋学义理解释学的开创,取代了汉学,使中国解释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学术典范的确立,标志着学术由特殊走向普遍,而形成社会的学术思潮.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准则下,本体与工夫、哲学形上学与百姓日用之学、内圣与外王的价值"直通",而毋需价值"曲成".学术的规范性,是古代从事学术活动的一种公共道德;宋明学术的人文理性的关怀,凸显了对于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的理性解释和把握.     

中国传统概念范畴的解释

对中国传统概念、范畴的探索,必涉及如何解释。由于以往对概念范畴的解释笼统、模糊、不分层次,因而,某一思潮和思想家的概念、范畴,哪一个层面上的义理是可采正面的评价,可批判地继承,或可创造性地发展;哪一个层面上的义理可采负面的评价,或改造转化,或批判摈弃,价值取向不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概念、范畴解释学的宗旨,是指在主体与客体的联结中,主体性解释能如实反映客体的内容,即主观的解释与客观内容相符合。解释的主客观相符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阶段或层次,即客观、义理、真实的三层次解释。第一层次是客观的解释,即按照中国思想逻辑     

论胡适的文化解释学

胡适的文化(文献)解释学不仅提出了几种解释传统文化(文献)的方法,而且提出两种解释学的循环:文本本义与引申义的互动,用传统解释现代和用现代解释传统的互动。胡适科学解释方法新范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登场,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它预示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是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     

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现代诠释和必要改造。要在批判中继承 ,在继承中发扬 ,在发扬中创新 ,在创新中获得新生 ,找到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契合点 ,使之获得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具体形态 ,为我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营养。     

和解:“精神科学”的当代形态

在古典解读成为大众事件的时代,如何解读古典也成为社会问题。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将传统解释学的含义解释推进为意义理解,赋予解释学以人文主义精神,但陷入解释与理解或科学与人文的二‘解’纠结。古典解读承载着基于传统认同的建构社会合法性的特殊文化使命。古典解读的过程,也是社会的文化同一性和文化合法性重新认同和建构的过程。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迫切需要进行解释学的当代推进,以为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新的社会共识的达成提供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基础。和解是继解释和理解之后古典解读的第三解,其要义是多元文化时代诸解读主体在对话商谈基础上的诸解共和。它以对文本客观性的坚持为前提,尊重多样性的文化理解,不是追求简单多数的粗暴学术民主,而是兼容诸多理解的精神共和,在共和中达成文化共识。以和解为内核的精神科学,是解释学的当代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事业的形式化危机及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在于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不断自我创新。继承,要继之有道;创新, 要创之有本。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传承并不与今天社会发展的主流相抵触,而是与之相辅相成,从另一层 面来推动社会发展。     

在继承和创新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协调。继承主要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优良作风、大庆精神。传统文化是根脉,党的优良作风是源泉,大庆精神是特色优势。创新是一切发展的不竭动力,实践无止境创新永远无终点,价值观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要求创新。必须要加大创新力度,深入挖掘、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将大庆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     

赫施对现代解释学的贡献

美国当代著名解释学哲学家赫施(E.D.Hirsch)在其1967年出版的《解释的有效性》一书中,对伽达默尔展开了批判,发展和充实了由伽达默尔所创立的现代解释学理论。他指出,伽达默尔在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对本文作者原意的否认中一同否认了解释的客观标准。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对传统解释学中客观主义精神作了批判,他认为传统解释学的客观主义只注重本文作者的原意,没有看到理解的历史性,而他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     

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

挖掘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发挥民族优秀文化在当代的教育价值,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为八种精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创新中,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充满活力的新型文化.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慈善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日趋兴盛。对古代慈善事业施予最大影响的莫过于支配中国传统社会二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但中国古代慈善机构重在“收养”,这种理念和现实,在晚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伴随西学东渐的浪潮,“教养兼施”的慈善理念开始出现,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渐趋增多,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曹端对周子《太极图说》的理学诠释

在明代理学史上,曹端以其理学诠释学之入路被称为"明初理学之冠",针对后世学者关于理学开山大儒周敦颐重要哲学著作《太极图说》的学术渊源、地位及其哲学内涵的不同评价,他以维护理学的视野,对这部争论颇多的著作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子的《太极图说》是本于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作品,是对其天道性命贯通之学的完美诠释与注脚。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论魏晋文化中“清”的美学意义

"清"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清"作为自觉的文化审美追求起源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它既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清"之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领域,"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后世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学概念之辨析

从词源学上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是指国家开办的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或学问源于20世纪初。一般而言,国学是指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国学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国学与传统文化、国粹、国故等是有区别的,当今学者研究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魏晋玄学对中国文人气质的影响

中国文人的气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其中魏晋玄学对塑造中国文人的气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影响了文人的思维方式,锻炼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养成了他们重思辨、喜玄理、好究天人之际的习惯;二,启迪文人士大夫脱离烦琐压抑的现实世界,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三,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解决出处问题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在出处间自由游走;四,培养了文人的山水隐逸情怀,为中国文人钟情山水诗、山水画找到了理论源头.     

科学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原则与渠道对策

在我国文化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庞杂的文化积累,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科学地认识传统文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坚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通过社会传播、学校传授、家庭教育、立法保护等渠道和对策,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论六朝佛学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升华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蕴涵,然而这种传统的精神蕴涵到了汉魏之际,面临着新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以及玄学观念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解脱,需要新的宗教精神的介入。佛教在这时候适应当时人们的需要,对于文论的精神价值作了深化,影响到文艺理论领域,使汉魏以来的文论精神蕴涵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既有儒家思想的延续,亦有道家与玄学的创辟。两晋之后,佛学从宗教境界的层面,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思想境界,使文艺精神具有了更深的形而上意蕴,对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愈趋深邃。显示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体系多元共生、互相融补的特点,直接促成了《文心雕龙》的诞生,并且影响到唐宋时代佛学向禅宗方向的转化。深入探寻这种成因,是了解中国古代文论人文底蕴与精神蕴涵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激活其现代价值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