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达昌”反判噶厦政府始末考

“邦达昌”是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生于平民,后被封为贵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该家族因善于经商而名扬天下。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究其走向反叛之原因、经过、结果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辽代上谷耿氏家族考

上谷耿氏家族是辽代汉世族中重要的一支,该家族入辽后以军功起家,子孙不仅官居显位,而且还与辽朝皇室以及汉族门阀世族中玉田韩氏、彭城刘氏家族缔结了婚姻关系,但至第四代,耿氏家族外部受到韩氏家族衰败的影响,内部又存在子孙不昌的问题,此时该家族婚姻对象全部出自彭城刘氏的衰败支脉,家族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     

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邦达·多吉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十三世达赖喇嘛改革不彻底以及僧人参政的局限性等原因,邦达·多吉等人遭受西藏上层保守势力的迫害,一生始终贯穿着艰难的抉择:邦达·多吉最初提出"康人治康"思想;组织了"和睦四友";后来参加"波巴政府",转而同情、支持和参加革命.在重要历史关头,邦达·多吉等康区实力派人物维护藏汉民族间的团结,重新修复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相对松弛的关系状态".     

论辽代后族

辽代后族是指拔里家族、乙室已家族和剌只撒古鲁家族,三族均为契丹建国前后的强盛家族。后族各家族、各支系在辽代的发展,虽在不同阶段各有盛衰起伏,但均称得上与辽王朝相始终的世家大族。后族世代与皇族互通婚姻,形成较为固定的婚姻关系。后族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均具有较多的特权,家族势力强大,是影响辽朝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     

论侗族歌谣的"骚味"特征

通过对辛酸与悲苦、反叛与抗争这一题义的描述,阐明了侗族歌谣的"骚味"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宋史·瞎征传》笺证

瞎征为阿里骨之子,系北宋时期河湟吐蕃政权的第四任赞普.瞎征继位之时,唃厮哆政权内部面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内讧和反叛,外部则遭受到北宋政府发动的新一轮的进攻,内外交困.在这种情况之下,瞎征继位三年就不得不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瞎征执政最终使唃厮啰政权彻底地走向衰落.     

宗教与社会稳定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精神层面的信仰诉求,还是实践层面的法事活动,宗教都是攸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宗教影响社会稳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1)统治阶级的"神道设教"策略;(3)下层民众以宗教为幌子的"反叛"运动;(3)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与冲突.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背景及其理论探析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世界各地迅速泛滥的背景错综复杂,包括民族怨仇、殖民统治及大国强权政治等历史根源;东、西方冷战终结和雅尔塔体制解体的国际大气候;某些国家政府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西方世界有目的的推波助澜等内外缘由;以及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大潮所激发的各民族经济、文化权益之争等深层因素。民族自决权原则的真谛是遭受外国异族统治的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的非殖民地化,它与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紧密相联,不能不顾相应的历史条件,无限扩大民族自决权适用范围。倡导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的“一国一族论”,以及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组成一个国家的“一族一国”论,在理论上是极端偏狭和荒谬的,在实践中也势必增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非理性和破坏性     

中央政府支持边远地区的经济项目在立项设计、效益评估方面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

本文从建国后中央政府支持的边远地区经济项目的得与失出发,阐述了这些项目设计立项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及效益评估办法。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浅论入关前满族社会的文化特色

人关前的满族正处在由一个生机勃勃的氏族社会末期向封建制度的转型时期,其文字、宗教、服饰、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满族上层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开明措施．使满族在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从而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良好范例,对于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