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达昌”反判噶厦政府始末考

“邦达昌”是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生于平民,后被封为贵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该家族因善于经商而名扬天下。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究其走向反叛之原因、经过、结果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邦达昌家族历史叙事与拉萨的政治斗争

本文以1920年邦达列江被谋杀的著名悬案为起点,讨论20世纪初拉萨转型期西藏精英阶层的财富、地位、地方认同与权力斗争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历史的事实与意义、记忆的作用和历史的阐释机制,以及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场景。     

美与艺术家的“自觉”“自省”

伟大的艺术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艺术家自身的内心世界完全与客观世界相融相互碰撞,这种美源自人的内心.真正美的作品不是艺术家编造出一种图案来骗取观众眼球的愉悦,而应该是在作品中展现对美最纯粹最单纯最明确的理解,无论是伟大的美、静谧的美、和谐的美、冲突的美,关键是艺术家要善于"自觉""自省".     

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以新疆“民考汉”为例

关于族群认同的讨论已成为社会学族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项研究以新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民考汉"为例,探讨影响族群性的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试图对影响"民考汉"族群认同的民族结构和制度安排进行客观的分析.     

“三言”“二拍”中的家庭女性

"三言""二拍"中描述了大量的女性故事,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其中.在家庭题材作品中,家庭女性的描写是突出的亮点.这些女性分为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在她们身上透视出新的时代特点,体现着时代女性的风貌.     

服饰中的隐喻——川南叙永“蒙毕”服饰艺术的田野研究

川南叙永的“蒙毕”至今在内地民族散杂区仍然极大地持守着他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在作为可视的民族文化符号之一——服饰艺术中,“蒙毕”通过服饰的展示极好地呈现并浓缩了他们的文化因子,以无声的方式以及巧妙的补充来诠释和传承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脉络;“蒙毕”的服饰艺术并非仅仅是为了展示一种所谓的艺术之美,但其深层意境却是要告知一部无声的历史、一种无言的诉求,它所想表达的主题是少数族群历史上失去话语权的无奈,从而寻求一种争取自身话语权的抗争形式.     

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从法律性文件的角度进行回顾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反向歧视"系列案件的判决等法律性文件的分析,将联邦政府的种族政策"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划分为"维权时期"、"优待时期"以及"平等时期",提出了"优待时期"只是临时过渡阶段,而"平等"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的观点.     

远古的《格萨尔》——试论《格萨尔》的原始“素材”

《格萨尔》源远流长,表现了藏民族的民族精神,概括了藏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结合藏民族独特的文化以及历史背景,就像藏文典籍中的传记文学(■)一样,史诗也应该有自己的"素材"(■)。即,《格萨尔》史诗最早起缘于《玛桑仲》;继承了"喇"(■)和"央"(■)的观念等藏民族的原始崇拜;沿用了"格萨尔军王"这一人名,而且在尚武重兵上完全相似;《格萨尔》史诗艺术地再现了吐蕃政权时期的历次战争。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官职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是由当时社会的各种人物和事物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打开西藏近代史,印入眼帘的是"政教合一制"这个特殊的制度下产生的特殊人物和事物。在这个制度环节中,为产生承担政治和宗教最高权力的人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达赖喇嘛和摄政的权力正是这个制度的直接产物。达赖喇嘛和摄政一经产生就具有了政治和宗教的最高权威。因为达赖喇嘛和摄政拥有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权威,使得他们的权力和世袭的贵族权势形成一种矛盾的复杂关系。其后果是达赖喇嘛很难获得掌权的机会以及摄政为巩固权力的争夺。     

我国传统医学中的象数思维与象数科学——以中医“藏象”、“五行”和藏医“树喻”、“三因”为例

象数思维包括象思维和数思维两种,中医的"藏象",藏医的"树喻"体现了象思维;中医的"五行",藏医的"三因"体现了数思维.比较而言,中医的象思维简约而抽象,藏医的象思维平实而形象;中医的数思维更重视"五"之数,藏医的象思维更重视"三"之数.     

原西藏地方政权对墨脱及其以南地区的统辖与治理

墨脱及其以南地区过去是我国珞巴族和门巴族的重要聚居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珞巴族先民就与藏族先民有着紧密的联系。珞巴族居住的珞瑜地区(包括墨脱)很早就为原我国西藏地方政权统辖和治理。     

《〈民国档案〉目录索引》

民国档案杂志社编辑出版 32开 276页 平装 定价:30．00元 ISSN100-4491/CN-1012/GZ《民国档案》杂志由全国典藏民国历史档案的中心基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办,在我国档案界、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民国档案》创刊以来除了为学术界已经开展的研     

藏医脉诊“冲、甘、恰”实质的探讨

藏医脉诊中“冲、甘、恰”的来源是一个历史悬案。这个复合名词究竟是指医生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古代名称,还是指脉诊中病人腕部动脉的3个诊脉部位,对此历代多有争论。从藏医古代经典《月王药诊》、《四部医典》开始就已存在“冲、甘、恰”与3个指头混称、定义含混的情况,这是后世争论的根源。在与中医脉诊的“寸、关、尺”的关系问题上学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文章从医学发展史和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藏医脉诊“冲、甘、恰”是中医脉诊“寸、关、尺”的转音,是指腕部诊脉的3个部位。     

西藏新见两通摩崖碑刻与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

1998年秋天 ,我在拉萨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东侧断崖处 ,为“藏族石刻文化学”科研课题补充、核实有关材料 ,逐幅考察摩崖造像 ,发现了两通摩崖碑刻。由于后世其他内容的叠刻与彩绘 ,加之自然的损毁 ,辨识极其困难。也正因为直接从岩石上认读不畅 ,回家后四处翻书查典 ,但均无片字收获。几年来 ,曾又十数次前往并携相关工具和材料试图退去造像彩漆 ,使覆盖在其下面的文字显露出来 ,可此法并不奏效 ,每举收获甚微 ,但几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一点。现结合直接导致这些碑刻遗存的历史事件 ,就清中央“驱准安藏”政策及其对西藏的经营思想做点探讨 ,一…     

成都市藏族经商流动人口对多元文化城市的贡献——对“民族用品一条街”的调查与思考

对成都市“民族用品一条街”的调查显示,经商流动人口活跃于大都市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商贸本身,它不仅促进了西部大都市及周边地区的商业繁荣与多元文化交融,增强了内地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辐射与联动,弘扬了少数民族本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大都市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对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认同,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不断得到巩固与拓展有着深远意义。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藏北牧区村落社会的人口和家庭特征及其生育意愿——以那曲县达村和宗村为例

民主改革后,藏北牧区逐渐出现村落的形态,村落中的牧民一直保持自然生育的状态,加之营养卫生条件的改善,牧民人口呈现由增加型向稳定性过渡的特点。而人口性别特点表现为低龄组男性人数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组的增加,性别比值逐渐接近,至高龄段时,女性人数逐渐超过男性人数。藏北牧民家庭规模呈扩张态势,人口的增长快于家庭的分化,大家庭比例增加成为必然结果。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是藏北牧民主要的家庭类型,单身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家庭类型也同时存在。牧民期望多子女的意愿还具有普遍性,但少生优生的观念已在悄然兴起。     

试从中国近代社会形势略论英帝两次侵藏战争中尼泊尔、不丹、锡金之角色——兼论晚清政府外交之失当

在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过程中,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蓄意挑拨汉藏民族关系,歪曲及割裂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并在武装侵略、利益诱惑的同时离间中国与边疆诸藩篱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及其周边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尼泊尔、不丹、锡金诸国内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利用它们作为基地和羽翼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这种殖民主义分子惯用的可耻伎俩早已为世人所唾弃,然而在一些篡改历史的涂饰之作中却成了侵略正义的谬证.实际上,英帝早在第一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之前,就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不断对喜马拉雅山区进行渗透和蚕食,并利用中国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力衰微以及外交上的一些失当,逐步控制了尼泊尔、不丹、锡金,并利用它们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