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兼谈罗贯中处理虚实的艺术性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虚实问题，自清乾隆年间章学诚提出“七实三虚”之说后，后之学者尽皆附而信之，由于鲁迅先生也赞成章学诚的说法，研究和评论《三国演义》的都依据此说，久而久之，人们对“七实三虚”之说就信而无疑了．其实，《三国演义》并非‘吃实三虚”．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是嘉靖本．这个本子共24卷。分为240则，后人合成120回．为了将章学诚的“七实王虚”说法闹个水落石出，我们最近对嘉靖本《三国演义》作了一次统计．全书共写了参与当时活动的、有名有姓的人物1075个，其中姓名见于《三国志》“纪”、“传…     

《三国演义》的“七虚三实”

《三国演义》自从成书以来,“七实三虚”之说颇为流行,意思是说《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历史故事,真实的多、虚构的少。其实,细究起来,所谓“七实三虚”之说并不可靠。从宏观的方面来讲,《三国演义》的社会背景及其大多数人物的姓名与身份确实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与历史故事的描写中,实际上却是“七虚三实”。例如,赤壁之战在正史中的文字内容很少(万绳楠先生认为只是一场很小的战役),但却被作者用如神之笔大加渲染,写得惊天动地。三顾茅庐在史书中只有寥寥数语,作者却能够驰骋思路,虚构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情节,为诸葛亮的出山进…     

罗贯中开给历史的玩笑

当亿万观众在享受新版《三国》带来的强大视觉冲击时,千万不要忘记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实际上是“七分实三分虚”,是“演义”而非史实．史实版的“三国”与演义版的“三国”大有出入,罗贯中在演义版的“三国”中频频移花接木或无中生有,开了好多历史玩笑。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加工

在中国众多的古典小说中,最受群众喜爱,最为普及的,恐怕要算《三国演义》了。无论城市或乡村,知识分子或文盲,对《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或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这是《演义》在艺术上的成就,因而才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使家喻户晓,妇孺咸知。《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自来有“七实三虚”之说。也就是说,它的骨架是历史的,而它的血肉却是虚构的,二者又巧妙结合,使人有天衣无缝之感。细节的加工修饰,使本来的历史面目,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外证与内证

历史上东原即山东东平。从《三国演义》多种明刊本署名等情况看 ,其作者为“东原罗贯中”即山东东平人 ;《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有多处内证共同表明其作者罗贯中为“东原”人 ,而非“太原人”。近百年来被抬得很高的“太原说”不能成立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刘熙载《艺概》中的写作理论

人们谈及晚清经学家、文艺批评家刘熙载所作的《艺概》时,往往喜谈其中的《诗概》、《词曲概》里的精辟见解,如“诗品出于人品”,词“有点有染”等,有时旁及《文概》、《赋概》中的“意在笔先”、“凭虚构象”等。而对于他《文概》及《经义概》中的写作理论或语焉不详,或认为纯粹是为作八股文服务而弃置不问,这是不公允的。本文试图从写作理论角度对《艺概》作些探索,以补过去对这方面谈得不多的缺憾。     

从“正名”到“名教”：中国史学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演进

《春秋》之“义”首在“正名”,其宗旨主要是确立是非真伪善恶的标准,后世以此为基础,将其发展为“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原则。在史学批评上,“名教”先由袁宏提倡,中经刘知几,后至章学诚而得以完善。袁宏主张历史撰述应贯彻“名教’原则;刘知几在肯定“名教”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指出“名教”是史书载录、评判人物应该恪守的标准,史书的编纂、解读应无伤于“名教”,应“激扬名教”;章学诚则将“名李吏”作为评判史书和编撰地方志的标准。     

《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它与陈寿《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有关部分的血缘关系很浓，《三国演义》的不少章节可以说是《三国志》、《通》的演绎，这方面前人已有不少文章论及。笔者觉得《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也极为“通家”。在“文学”这一特点来说，可能《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之关系所显示的文学上的规律更具吸引力。一、《世说新语》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说新语》给《三国演义》所提供的资料是很多的，依《世说新语》的目录记述顺序排列如《德行》篇有‘’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庚公乘马…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文本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对于经典文本《春秋》,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春秋》慎辞”;另一方面,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他们又努力摆脱历史文本的限制,提出“实与而文不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无达辞”等诠释命题,试图超越历史文本,建构历史哲学。     

古汉语实字虚字考察

本文考察了《马氏文通》以前古代学者对汉语实字、虚字的研究成果。从宋代开始，学者已区分实字和虚字。古代学者对语言文字运用中的实、虚问题，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以有形体、无形体分实虚；其二，以有实义、“不为义”分实虚。前者在作诗、对类方面确实给人们带来方便；后者更适合总结语言文字运用的规律     

《黑骏马》的虚与实

有人说，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抒写的是“作为牧人心理素质的心绪”，是一篇动人的诗化小说；有人说，《黑骏马》所着力探讨的是人的精神，是那种世世代代积淀和传递下来的“铭心的感受”；有人说，《黑骏马》写出了以牧人心理图景为中心的情感氛围。这些都从作品的虚的方面，谈出了作品的题旨内容，都是颇有见地的中肯之论。但是，仅从这一侧面来探讨《黑骏马》，还不足以全面评价《黑骏马》的美学价值。我认为，《黑骏马》是虚与实这一创作规律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典范之作。它从实处着笔，在虚处升华和深化。它以实求虚，虚实相生。它…     

韩非的智术修养论

韩非在解说老子《道德经》时．阐发了自己的修养论。韩非所谓修德实主要指利于自身的智术修养，其修养方法的基本原则是“虚静”，而以“意无所制”为虚静之要诀，虚静原则主要的实际要求是善于把握动静和寡欲知足。韩非只讲修智术而不讲修仁术，不能教人宅心仁厚；讲虚静无为而追求御物胜敌，是以虚静为诡道。然其辨析动静和物欲与利害得失之关系，所见精微深湛，实包含了不少哲理与经验。     

赤壁之战与借东风——《三国演义》战例分析之一

《三国演义》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起,至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止,共用了八回书写赤壁之战,约四万字。如果把《三国演义》分为前后两部分,赤壁之战恰处于两部分的交接处。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前半部分情节发展的自然延续,又是《三国演义》后半部分三国分争的开篇。赤壁之战之前,《三国演义》不外写了两件事——一是写曹操起兵,写他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写他剪灭群     

关于研究毛本《三国演义》的一点建议

当前学术界在对毛宗岗父子修订评点《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有的同志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本)的情节文字与毛评本相比勘,从而论述毛氏对原著的修订和改动,以评论其功过。这样做,我认为是极不合适的。郑振铎先生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已明确提出毛氏《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所用之底本为“吴观明校刊本”,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以下简称“李评”本)。黄霖同志在《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中,也说“我们在研究毛本《三国演义》时,必须联系到它的唯一的祖本李卓吾评本。”这一建议还是值得重视的。当然,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有的同志对毛评本底本问题     

《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历史小说,是描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它既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脱离史实的创作,而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因而它的生命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对历史小说,历来评论者的意见不一。但总的说,无外乎两种,或说过于拘泥史实,缺乏艺术创造;或说离开史实太远,违反历史真实。对《三国演义》一书,也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它“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与此相反,有人却说《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绝大多数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些只是传说,或作者的创造,在正史中无记载。这两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一定     

从“三国精神”到“三国演义文化”精神——再论《三国演义》的思想及其形成

《三国演义》经历了中国古代其它小说都未曾有过的特殊发展、演变和创作过程。从表面上看,《三国演义》在明代才面世,但是,只要我们追踪其从历史到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和种种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从萌芽到成书,经历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的群众创作,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它包括与三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有关的,如:《三国志》、魏晋六朝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杂史笔记、“说三分”、三国戏曲以及各时期有关三国的诗、词、歌、赋、跋、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