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法治建设

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重大命题,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法治建设进行深入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以期寻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法治现代化模式,在新的政治社会学领域对"法治"内涵作出相应的研究。     

法治视阈下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研究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1]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地方的举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起着基础性作用,我们要重视地方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这片沃土上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结构日趋科学完善,不断为中国法治现代化指明方向。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为基础的。以宪法为指挥官,形成了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律和其他法律规范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巩固了中国法治的基础。在对仍在发展中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和合理建构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化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内涵。为推进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应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在法治制度、法治政府、法治经济、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建设的多元化背景下,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为法治提供现代化的现实途径,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发挥社会工作在促进依法治国中的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社会建设中负有重要责任,并会对依法治国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析论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三个基本因素——小康社会、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国家之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八大报告鲜明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中国发展谋篇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此进行了深化，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法治层面为保障各项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择选政府视角，探析党的领导下法治政府应该是一个小康社会、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国家一体化建设的过程，法治政府建设求职权法定、培育法治思维和不断适应开放改革需。     

运用法治思维提高网络社会治理能力

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组成部分。只有科学把握网络社会的基本特性和运行规律，积极运用法治思维，严格遵循法治求，网络社会的治理才会达到预期目标。各级领导干部应当以培养契约思维、理性思维和科学的权力观等为切入点，将培养法治思维作为提高网络社会治理能力的必修课。     

浅析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路径

法治文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底蕴,是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力量源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求,也是推进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保障。但目前,中国现阶段国情面临法治不被信仰、公民法治意识淡薄、法治文化氛围不浓厚等问题。通过分析问题原因,坚持问题导向,本文从进一步提升全民族法治文化素养、提升公民法律信任感、加强制度保障等对策建议,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坚持“三治一体建设”的意义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坚持"三治一体建设"的重要论断,并于2013年2月23日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三治一体建设"。坚持"三治一体建设",有利于贯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利于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应与改变

在当前"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背景下越来越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实现国家治理的体系化与治理的现代化,坚持人民民主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一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与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觉得习惯法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定的立法价值,我们不能全盘的排斥习惯法.但对于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宏观上与微观上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机制,既保障少数民族的团结,又促进法治的现代化,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新时期推进民族地区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索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势必涉及民族地区治理法治化的问题。首先对民族地区治理法治化的研究背景做了简单介绍,了解到法治化须是"良法善治"。通过分析现阶段推进民族地区治理法治化面临的困境,提出完善民族地区法制体系、对民间法和国家法进行有效整合、严格执法和强化民族地区法治监督体系等一系列可行路径。     

大数据推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围绕着新型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新一轮深化改革全方位展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这次改革的重大内容和显著主题.近期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详细阐述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运行的法治化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最核心内容和最明显标志.     

弘扬五四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

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五四精神历久弥新,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新时代背景下,法治成为弘扬五四精神的时代强音。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开启了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征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弘扬五四精神的现实需求。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类型解体后,取而代之以"街居制"为主导的城市社区类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权力类型从单一转向多元。如何在多元化的权力碰撞过程中实现善治目标值得考虑。有必要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行政权力的作用、社区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组织的定位、居民委员会的性质进行分析,就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路径提出建议。     

论上海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应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人居环境、集体经济、乡村文化、公共服务、村民自治为抓手,切实提高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把握乡村多功能性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厘清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通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成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善治乡村。     

浅析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现代政府首先应该是一个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应成为现代政府的基本特点。因此，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应该是法治化，建立权力清单，落实法治制度，真正法治为民。     

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与改进策略

近年来,上海通过系列探索实践,符合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社会治理体制初具雏形。但多年来,"政府负责"强而不优,基层党建、社会发育、基层自治和法治保障等方面,与整体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不相匹配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上海应打破现行体制"行政主导、内部循环"的逻辑惯性,按照体系建设与分类治理相结合的总体思路,重点实施"政、社"关系调整、"社区中间层建设"、法治保障创新等基础性工程,加快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从纵向垂直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向横向网络化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     

探索权力清单制度的发展路径

权力清单制度就是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对应的责任等,以清单形式明确列示出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推行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十年路

国家治理方式正行进在从"人治"通向"法治"的轨道上。自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共和国在法治的航程上已整整扬帆十年。时光荏苒,回首依法治国十年路,从中南海怀仁堂的"法制讲     

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性路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然而,我国在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巨大挑战,比如基层公共服务薄弱、工作作风不佳、居民参与感不强等。只有深刻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和挑战,并且积极探索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才能推动社区的平稳发展,促进社会的良好运行。     

乡村治理体系:时代内涵、发展困境、推进路径 ——以X县调查为基础

为了全面落实、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基础,必须坚持政治引领开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新格局,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乡村治理资源不断下沉,乡村社会持久、长期、全面稳定的制度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尽管如此,通过对X县调研走访发现,我国农村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还处于一个"萌芽期"向"发展期"的转化阶段,乡村治理方式整合程度依然亟需强化,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实现乡村善治的基本方法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