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乡村自治的关键在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要通过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健全法治、自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就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乡村治理中实现法治,保证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在乡村治理中融入德治,发挥道德规范、引领、约束的内在作用。     

陕北地区新乡贤融入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以乡村振兴为视角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因此对新乡贤融入乡村治理路径问题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基于善治理论针对陕北地区治理资源不足、治理主体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将新乡贤"引回来,留得住,用得好"。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定义新乡贤的职能与角色,将新乡贤培养为"四型级人才"(技术型、管理型、文化型、公益型),有效融入农村治理,使新乡贤成为乡里乡亲的领路人、带头人、守护人、知心人。实现乡贤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打通政府与村民间"最后一公里",最终实现乡村善治。     

论上海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应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人居环境、集体经济、乡村文化、公共服务、村民自治为抓手,切实提高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把握乡村多功能性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厘清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通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成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善治乡村。     

善治视域中村规民约的作用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是乡村自治的重要保障。当前,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同时,面临着制定、执行和监督方面的诸多挑战,需要从培养法治意识、完善制定程序和内容、健全监督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实现完善村规民约促进乡村善治的最终目的。     

乡村治理体系:时代内涵、发展困境、推进路径 ——以X县调查为基础

为了全面落实、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再上新台阶,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基层基础,必须坚持政治引领开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新格局,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乡村治理资源不断下沉,乡村社会持久、长期、全面稳定的制度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尽管如此,通过对X县调研走访发现,我国农村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还处于一个"萌芽期"向"发展期"的转化阶段,乡村治理方式整合程度依然亟需强化,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实现乡村善治的基本方法遵循.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思考分析

十九大明确了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在我国乡村建设的基础上,政府把乡村社会管理提到了重要位置,以解决乡村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优化乡村建设的整体发展。文章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通过分析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建议,以期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政府善治的动力和路径选择

善治业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日益流行的话语,其普适性和价值性使政府善治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必然选择。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发展壮大对政府善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推进政府善治必须建立完善的参与型公民社会,加强公民教育,健全完善民主政治,以最终实现我国政府的善治图景。     

以善治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升级

善治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升级的关键。只有善治,才能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善治的主体的基础是农民,核心是基层党组织,重点是乡贤,补充是社会组织。注意的问题:预防乡村精英谋私利;治理的公开和透明。善治需要多种手段综合应用。     

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促进传统乡村治理范式的改变,同时对乡村治理的思维方式、治理策略等提出新的挑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打破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积极推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转变村民传统意识,优化整合乡村资源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互联网+视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始终致力于寻求治理理念及治理方式的转型;而"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与发展也对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为了实现"善治"与"精细化管理"等地方治理目标,地方政府也在"互联网+"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显示了新的治理特征。应从"变革政府治理理念,创新政府服务模式,营造安全网络环境,创新信息共享方式"等方面入手,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的良好转型。     

行政整合与治理性团结：大都市郊区农村基层治理转型

本文立足我国东部大都市郊区农村的基层治理实践,从权威组织、集体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层面,揭示了以“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及其后果。首先,基层政府通过村干部的正式化和选举程序的制度化,推动了“集体”组织的行政化,实现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组织化联结。其次,通过将村级组织的治理实践纳入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基层政府实现了对农村集体资源的制度化控制和规则化分配。再次,村集体资源的再分配形塑了村民较高的组织认同,重塑了基层组织的权威结构。最后,以农民“集体”为媒介的行政整合机制深刻改变了郊区农村的团结模式,形成了村庄社会的治理性团结。这种“集体”团结模式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实践中的“二元合一”关系。     

现代化治理视阈下村民自治能力提升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在城镇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现代化治理视阈下,对村民自治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社会变革中,还没有恰当找准自身定位,村民、村两委之间容易出现不和谐问题,村民自治政治作用很难有效发挥。为此,应该将村民自治融入到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之中,在新理论、新指导下,不断进行自我体征完善,实现村民自治能力提升,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正是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政治参与的目的。     

关于数字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

信息时代数字政府技术上实现了政府部门之间业务融通、数据共享、高效协同，决策上实现了智慧支撑，全面提升了政府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实现了可管可控的社会治理目标，使得社会治理更加精准有效、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检视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基本稳定在乡政村治的形式上。从村民自治几十年的运作过程来看,现行乡村治理模式还无法实现充分的村民自治,乡镇政府、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权力争夺是其主要羁绊。针对村民自治的现状、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对提升村民自治效果提出对策和建议。     

以新发展理念指引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上海以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为抓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在于“五个注重”,即注重顶层设计、夯实产业、突出重点、机制创新和党建引领,由此做实富民、宜居、改革、带动、善治五篇文章。下一步,要深化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优化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动力机制,提升农村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的协调发展,畅通现代要素向乡村流动的渠道,加速城乡融合发展,承接超大城市核心功能,探索建立乡村振兴多元价值的实现机制。     

治理现代化中的乡村治理制度权威建设

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融合,乡村治理制度本身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等。只有不断优化权力机构,增加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才能有效实现乡村治理。     

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困境与纾解策略——基于善治视角下

公民参与是善治理念下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形式，它以转变城市治理模式和解决城市化问题为中心目标，促进公民社会中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互利和协同治理，也有助于善治下城市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有效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针对公民参与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责任感薄弱以及公民参与的渠道不畅等困境，探求新的治理策略成为提高公民参与有效性的关键。     

乡村发展建设中的懿德考量

懿德是美德之意。人有善性,追求美好的品德。探索懿德对乡村发展建设的积极促进作用,按照乡村发展建设的要求,将懿德融入农用地整治、生态环境治理、文明乡风建设。在乡村发展建设中融入懿德,可增强村民自治自觉性,分享致富经验,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探讨懿德融入乡村发展建设的具体措施,以期给兴北村发展建设提供指导,为相似村庄的建设发展提供借鉴,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经验。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乡规民约效能再造——以宁波市"民约村治"实践为例

乡规民约历来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变迁,在现实情境的推进过程中,这类非正式规范正遭遇有效性不足的挑战.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结合对宁波市的调研,提出农村社会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流失和现代型社会资本的缺位,是乡规民约难以发挥效用的症结所在.同时,研究认为挖掘乡规民约的治理效能,近期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通过顶层设计和资源要素下沉,依靠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治理资源,实现政府主动建构秩序与社会自身自发秩序的耦合.从长远看,构建现代型社会资本,培育基层治理内生力,是发挥乡规民约这类基层治理制度效用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