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浮沉六十载--苏青研究述评

苏青 ,从四十年代的“文学明星” ,到五六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再到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出现的“苏青热” ,其间的毁誉浮沉耐人寻味。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 ,既是对苏青研究史的反思 ,也是对那个真实苏青的追寻     

从陌生到熟悉：雷克思罗斯研究在中国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和“垮掉派”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诗歌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和多元文化的倾向,但由于国内研究资料的匮乏,学者对雷克思罗斯及其诗歌的认识和研究还停留在边缘化阶段。文章在综述“垮掉派”文学流派的国内研究基础上,侧重介绍雷克思罗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概括其国内研究的特点和拓展方向,以期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雷氏诗歌的研究当中来。     

论“朦胧诗”

在这世纪之交，人们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对８０年代的“朦胧诗”冲击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学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来，这一话题又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作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新诗潮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剖析其作为人本主义英雄主义诗歌的精神实质，确认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力图做到穷理与资料的充分结合，以期获得学理上的周密与历史的真相相一致，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论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观念的衍变,在大陆经历了从以文言为正统到以白话为正宗的质的、根本性的转变。在确立了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的前提下,大陆文学的语言观念基本上经历了从“先锋”到“通俗”,由“通俗”再到“先锋”,最后“先锋”与“通俗”并立互补的发展轨迹。在台湾,在以白话为正宗的语言观念兴起之后,台湾文学的语言观念还经历了从“日语”向“汉语”的转型,“先锋”与“乡土”二元共存、互渗兼容的发展道路。     

对“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看法

首先,“当代文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幸存者很少,殉葬品很多“,有学者在文学评论中将当代文学简单地理解为“小说家文学”,或把新疆当代文学中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称为“诗歌文学”,90年代文学称为“散文文学”,新世纪10年文学称为“小说文学”,这样的分类看起来比较清晰明确,但是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缺少对于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在内的新疆当代文学的总体关注。     

从小说叙事视角看当代审美观念的转型

站在世纪之交的分水岭上，回眸凝望，中国文学近２０年所走过的历程：从“伤痕文学”伊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实验和先锋小说”、“新写实文学”，乃至尚缺乏科学界定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新体验”、“新状态”和“新生...     

"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并演变的“先锋诗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内部之间的差异不一而足。当我们在今天来谈论“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时,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20多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先锋”在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意义与价值,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对“先锋”的理解与张扬有一个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也许,真正有意义的话题是,诗歌如何赋予匮乏的时代以启示或意义。     

“由显到隐”的迁转——关于王褒文学地位问题的思考

在北周与庾信齐名的王褒，是一个名重当世而后世大大跌落了声誉的诗人。这其间原因何在，很少有人作过深层次的探讨。文章试图从史论家的评价、文学主流和文学趣味的变迁诸方面对王褒文学地位“由显到隐”进行考证，并对王褒作品在后世遭受冷遇的原因做出较为辩证客观而又合乎情理的解释。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色情”话语与都市书写——90年代诗歌“个人写作”诗学观念的转变

身体叙事已经成当下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卫慧、绵绵、上海宝贝已经接力90年代陈染、林白、海男的“个人私语”,拓展女性身体言说的新空间。90年代诗歌写作也不能免除身体的“介入”,无论男性诗人还是女性诗人,他们的诗中总是或多或少、隐晦或直白的关涉有关身体的一种色情情调。诗歌中的色情并不一定用身体的赤裸程度来表示,90年代前期的诗歌偏向于强烈的性暗示和暧昧的描写。而到了“下半身”写作时则突出了以身体的性为武器的性爱书写。色情由暖昧到明朗、复杂到浅薄、个别到普泛的过程,昭示了“个人写作”在美学观念上的鲜明的渐变过程。“色情”话语加上都市诗歌的再度兴起,二者一同打造了90年代“个人写作”的整体诗歌风貌。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纽约派”诗人与纽约城市文化——以弗兰克·奥哈拉为个案

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密切和复杂，在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中，城市已经从一个地点变成了一个符号和一种隐喻。纽约，这个光怪陆离的美国大都会，成为了孕育美国都市文学的摇篮，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在纽约的都市文化浸润下滋生、成长起来的“纽约派”诗歌。弗兰克·奥哈拉是“纽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然而，多年来，对于奥哈拉的研究只停留在其诗歌的先锋技巧和语言实验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其诗歌中蕴涵的丰富的都市文化因素。因此，对奥哈拉创作的历史文化氛围，尤其是纽约的城市文化与奥哈拉诗学主张和他的诗歌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出“纽约派”诗人与纽约之间互动性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我想写下光明的诗篇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现代性:一种反思的角度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

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斐人随着“伤痕”、“反思”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时期文学自身也由感性哭泣时期而进人到了理性反省阶段。但这两个文学时期，依然还是带着强烈政治色彩与批判意味的“载道”文学时期，作家的思维层面基本上还停留在政治历史层面上，文学对于自身的把握和...     

揉碎彩虹后的漫溯──叶兆言小说论

叶兆言小说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已不属偶然。尽管“先锋小说”已经消逝，“新写实小说”也已辉煌而过。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现象看，“先锋小说”与以往小说相比，实际已形成一种转折的趋势。它使我们看到，当代小说已由“伤痕”、“反思”、“改革”、“寻根”阶段所注重的理想、意义、责任、背景、内容、情感、语文表现等审美层次，进入到了“后现代”小说重形式、重冷漠、重死亡、重叙述方式、重消解传统悲剧观、重历史寓言式演绎生活、重对原生态的逼近与描述的审美层面。这，引起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这，也衍生本文对叶兆言小说的理解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