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度考〔下〕

王度出生在一个道地的世代以儒学相承的家庭里。他的六世祖王玄則,便是以儒术进身,以“究道德,考經籍”聞名的。王玄則仕刘宋王朝,当时江左都称他为“王先生”,以表示对他的尊敬。从王玄則以下直到王度的父亲王隆,都是兢兢业业以儒学为事,而且各有著述。其中有进而仕的,也有退而講学的。这种家学的承繼与发揚,傳到王度的弟弟王通,可說已达到了頂峰。如所周知,王通是隋末有名的号称为“王孔子”的鴻儒。自从四代祖王虬因为北事魏朝而迁家到河汾之間以后,一直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了。王通孜孜兀兀地“續詩書,正礼乐,修‘元經’(春秋),贊‘易’道”。九年之間,六經大就。于是講学河汾,自許为七世相承的儒家;弟子們自远而来的也不下千余人;其中如:杜淹、李靖、簣威、薛收、房玄龄、魏征、温     

《古镜记》研究综述

《古镜记》是现存唐人传奇中最早的一篇。它“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洵唐人小说之开山也。”(汪辟疆《唐人小说》)从六朝志怪过渡到唐人传奇,《古镜记》起着桥梁作用,它象征着唐传奇创作的渐趋成熟。历来研究者主要把眼光放在作者问题和写作年代的探讨上,本文对此两方面研究状况进行简要评述。一、作者问题《古镜记》出自何人之手?研究界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王凝说、王勔说、王度说以及王度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说。其中王度说影响最大。     

书法论(下)

二 筆势 筆法是任何一種點畫都要運用着它,即所謂“筆筆中鋒”,是必須共守的根本法;筆勢乃是一種單行規則,是每一種點畫各自順從着各具的特殊姿勢的寫法。二者本來是有區別的。但是前人往往把“勢”也當作“法”來看待,致使承擧之人,認識淆亂,無所適從。比如南齊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蕭道成(齊高帝)嘗對他說:“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他回答說:“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批判杜威的教育目的论

如所周知,在美国盛行的荒誕离奇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壟断資产阶級統治人民思想意識的理論武器。挂着教育哲学家招牌的杜威把它应用到教育上,是企图通过教育要青少年作資本主义社会的俘虏。关于这一点,杜威在他的教育目的論上表現得最为明显而突出。所以我們应当深入地批判他的教育目的論。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論”是人所习知的。他說:教育本身就是目的,教育的目的乃是“更多和更好的教育”,此外則別无目的。不过,杜威在这里是打掩护,我們絕不能因为他在字面上說教育无目的而信以为真。分析杜威的論著,他的关于教育目的的理論是可以由两方面来来解的。其一是从受教育者的角度来索解,其二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索解。当然,这两者是彼此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就前者而言,杜威認为教育目的是帮助受教育者生活、生长和經驗改造;他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和“教育即經驗改造”的理論,主要是就受教育者来說的。就后者而言,杜威認为教育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矛盾和謀求阶級协調,他那臭名远揚的“以教育代革命”的主張,就是他所确定的教育在社会方面的目的。以下且分別說明和批判。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唐代印纸并非“雕版印制”的“商业发票”

近读杨希义同志《唐代印纸考》一文,谓“印纸,即印刷之纸也”,“唐代印纸,乃是唐王朝用雕版印制的、用以征收除陌钱的凭证,是我国最早的商业发票”。其实,唐代印纸既非“印刷之纸”,也不是什么“商业发票”。 最早将印纸看作是印刷品的。是著名的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他在《中国印刷术     

读韦荘词

京兆社陵(现在陕西长安附近)的韦姓,是唐代的世家大族,韦庄的远祖韦待价,是武后时的宰相。后来出过一位名詩人,就是韋庄的四世祖韋应物。韦庄是詞家又是詩人、他的詩集名浣花集(因为他晚年曾經在成都住过浣花溪上杜甫草堂的旧址),原本有廿卷、現在只存十卷,共有詩二百四十六首。合之后人所輯,也不滿四百首。据他的“乞采箋歌”“我有歌詩一千首”看来,該有不少的詩歌已經散佚了。他的詞全唐詩共收五十四闋,其中四十八闋是載于“花間集”的。在“花間集”里各作家中,韋庄詞数量之多,仅次于溫庭筠。以时代說,他是溫庭筠以后的一位重要作家;以作品风格說、却和温庭筠絕不相同。     

批判向达在史料工作上的错误

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反对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因而在史料工作上經常犯錯誤。这里,我准备对右派分子向达进行一些揭露和批判。向达素来目認为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在这方面有貢献。我們且看看他究竟如何掌握和运用史料的。右派分子向达自认掌握了丰富史料,按理即該熟悉史料。但事实并不然。相反地是錯誤丛生,连一些基本史料都没有搞清楚。現在举出若干具体例子,略加說明: (一)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中,暴露出向达对于凹凸画法的傳入问題,模糊不消,是自相矛盾的。向达始而說:“又如中国繪画,唐以前以綫条为主,至唐吳道玄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时而     

馬寅初“新人口論”的资产阶級本質

最近几年来,馬寅初大談特談我国的“人口问題”。而且偷用了很多馬克思列宁主义詞句,企图伪装成“馬克思主义者”,以便使人相信他的“新人口論”在立場上和馬尔薩斯是“不同的”,是“对抗”馬尔薩斯的“新学說”。并且自吹自擂地说:这种“新学說”是“永远可用,而且时間愈久,科学上的发明更多,适用的范圍愈广,学說的说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馬尔薩斯学說送到坟墓里去”。但是,事实是最公正的見証人,无論馬寅初如何吹嘘和伪装,他的“新学说”,无非是他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贩卖过的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再版,是与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彻头彻尾的馬尔薩斯主义,是与我們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完全背道而馳的謬論。对这种极其反动的学说,我們必須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简析宋明时期“成性”与“复性”之争(续)

三、“胜私复理”“发明本心”——王守仁关于“复性”是一个过程的人性学说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继承和发挥了宋代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在“心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主观心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陆九渊曾经提出“发明本心”,王守仁则讲“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因此,王守仁所谓“致良知”的学说既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也是他的人性论与伦理学说。那末,什么是人呢?王守仁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     

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足”吗?

邵荃麟等同志主张“写中間人物”,反对創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一再指摘写英雄人物的作品“現实性不足”,或者“現实主义不够”。他的理由說来說去,无非就是:英雄人物是“少数”,是“萌芽”,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写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沒有写矛盾錯綜复杂的“阴暗心理”,人物的“现实性”就不足。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看我們的社会     

鲁迅论列夫·托尔斯泰

一魯迅活着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曾以托尔斯太为招牌,来攻击魯迅,誣蔑魯迅。他們譏諷的說魯迅是“杂文家”,托尔斯泰才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沒有“駡人文选”。他們都以魔鬼的伪善劝魯迅学学托尔斯泰,去創作“战爭与和平”那样伟大的作品,他們說杂文既非詩歌、小說,又非戏剧,不能列入文艺之林。作者写杂文,就是堕落的表現,实际上却是害怕魯迅的匕首投枪似的杂文,投进他們的心脏,揭露他們的兽形。針对这种卑鄙的企图,魯迅指出托尔斯泰也写过“駡人文选”,他在欧战时期,就写过駡沙皇的信(注),所以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詛咒他落地獄。同时,魯迅始終認为     

“奴隸社会”是否社会發展必經階段?

江泉先生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上“关于中国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题的討论”一文中,对中國歷史上奴隸制和封建制分期問題的討論,作了一个全面性的总結,并指出了各家共同的論点:“中國是經过了奴隸制时代的。”但就是这一点,据我所知,尚有很多学者对它不完全同意,或取保留态度。按中國歷史上有过奴隸制时代之說,首先提出來的似是郭沬若先生。他的主要論据之一是:“我們今天既承認了馬克思学說是真理,社会發展可以划分五个时期,在我們中國就不能要求例外。”他說:“在國家初成立的时候是純粹的一种奴隸制。”他在批評周代为封建社会說时說:“周代的社会歷來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進展的程序不     

对林著“中國文学簡史”(上卷)詩經部分的意見

学習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學簡史”(上卷)之后,觉得其詩經部分中有一些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我想提出几点粗淺的意見,请林先生和同志們教正。林先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有时是單純的从形式着眼而忽视構成形式的思想內容。例如:对“兴”及对国风与小雅的共同性等问题的分析,就是这样。他在分析詩經詩的“兴”时說: 國風的“起兴”是中國民歌傳統的特色,这说明中國語言的活潑与联想力的廣泛。如王風采葛……鄭風山有扶苏……陈風的东門之池,东門之楊等,它們的起句与下文,若说沒有关联又似乎有关联,若說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又說不出來。詩經詩的“兴”并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認識的。詩經詩的“兴”不仅是引起下文的开头句,而且是和下文有着密切关系的。我們如果進行比較深入的研     

论顧炎武思想(下)

(三)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博学”論顧炎武思想的第二个大节目是“博学于文”。这是他学术思想的总綱。什么叫“博学于文?”他說:“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昔学之事也。”又說:“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可見他之所謂“学”,他之所謂“文”,包括的范围是极广的,“学”不仅指讀書,“文”也不仅指文章。按理說,所有一切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事物,都应該包括在他的“博学”的范围之內?怯捎谒莫M隘的“經世致用”观点,使他的“博学”对象主要限于人类社会的范围之内,而把对于自然的研究放到极为次要的地位。他解释《大学》中的“致知”道: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     

“大蒐”解

“公羊傳”昭公八年說: 秋,蒐于紅。“左傳”昭公八年說: 秋,大蒐于紅。 蒐,或曰大蒐。自古以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經学家和注解家为这个蒐字寫了連篇累牘的注解,但是我們对于蒐字的理解仍是模糊的。本文的任务,就在于弄清楚什么叫着“蒐”。中國最古的字書“尔雅”說: 春獵为蒐,夏獵为苗,秋獵为彌,冬獵为狩。我們从这里可以看出,“尔雅”是干脆地把蒐字解释成獵的别名,是獵的一种称謂。漢朝的刘向根据着前人的注解,加以發揮,他在“說苑”中說:     

駁馬寅初的“人口貭量論”

馬寅初的反动的資产阶級的人口理論,一直受到全国广大的經济理論工作者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现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飞速发展的事实面前,它已經陷于彻底的破产。但是,馬寅初并沒有由此而清醒过来,相反地,仍坚持錯誤,坚持反动的立場观点,繼續宣揚他那早已破产了的資产阶級一套。在1959年11月《新建設》上发表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經济理論”一文中,馬寅初进一步抛出了人口质量论,来“补充”他的反动的人口数量論,并且大言不慚地說:“我的新学說永远可用,而且时間愈久,科學上的发明更多,适用的范圍愈广,学說的說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馬尔薩斯的学說送到坟墓里去。”現在,我們就来看一看,馬寅初的人口质量論,又是一些什么货色。     

談詩經“月出”篇答王季星先生

我对于詩經陈風月出篇的解釋与旧說大不相同。王季星先生看到了拙作“詩經引論”和“詩經选注”,針对我的論据,提出批評,因而他的批評比較具体而深刻,这是更值得欢迎的。但是他的批評僅僅是發揮了旧說,似乎还未能够推倒我的說法。此詩的第二章:“佼人懰兮?标懙旅鹘浀溽屛?“刘本又作懰”腋葑鳌傲酢钡墓疟?根据“刘”字的本义是“殺”,來理解此詩。王先生根据張揖埤蒼“刘”字作“嬼”而解做“妖”,又举玉篇廣韻等書为証,从而得出这样結論:“可見     

略評“史汉选讀”

王鄰苏先生的“史漢选讀”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計选錄史記十二篇,漢書五篇科吮容^詳尽的注釋,并有逐段的“說明”和全篇的“題解”。王先生这种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爱讀我國古代的傳記文学者,当有参考的阶值”(见本書內容提要)。关于該書的“說明”“題解”本文暫不論列,僅对注釋部分提出些膚淺而不成熟的意見,向王先生請教,并和大家討論。首先就注釋的体例說,令人感到蕪雜: 一、就使用語言說,一条文言,一条語体,甚     

汤显祖与唐代文学

汤显祖之所以能写出《牡丹亭》）这部不朽杰作,除了其他因素外,还与他受唐代文学的影响有关。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奇”、“神”、“丽”四个方面。所谓“情”,是指唐代文学重视抒发真情;所谓“奇”、“神”,是指唐传奇重视情节构思的新奇、重视人物刻画的传神;所谓“丽”,是指唐诗特别是晚唐七言律绝重视语言的工致婉丽。汤显祖对唐代文学极为熟悉和喜爱,他写作《牡丹亭》时有意在以上四个方面继承借鉴唐代文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