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新时期小说叙述方法的变革

1991年11月，在墨西哥莫雷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小说研讨会上，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百名小说家、评论家讨论了“小说的危机”。墨西哥作家埃尔南·拉腊教授的发言非常有代表性，他说：“小说的技巧已经掘尽，主题已经写绝，等待小说家们的将只是前人留下的残羹剩饭。”①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家们显然也面临着这种危机。小说如何摆脱困境？一大批中青年小说家为此作了种种努力，其中大大地热闹过一回，卓有成效的探索就是进行了小说叙述方法的变革。我们先看看苏童发表在《收获》（1992年第6期）上的小说《园艺》。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叙述了一个故事…     

近年浙江短篇小说评议

浙江的文学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鲁迅、茅盾等都是屡屡称引的一代宗师。同样,新时期的浙江文学也常把反映现实生活奉为圭臬。近年来,在浙江的文学评论界中,又回荡着“浙江乡土小说”、“吴越文化小说”、“吴越风情小说”、“吴越文学”的呼唤呐喊,虽然彼此在称谓上有所差异,然而其主旨和指导思想是极为相近的,一言以蔽之,即大力倡导文学的地域特色和乡土风味。综观这几年的短篇小说,依然洋溢着现实生活的情趣,散发着浓郁的“吴越”气息,闪烁着强烈的地域色彩。无论是表现吴越一方农村独特的“乡土小说”,还是充溢着南方都市风情的“杭味小说”,以及介乎其间的有关小镇生活的作品,都显示了作家们力图凸现文学的地域特色和强化作品的文化内涵的意愿。在此,本文作一扼要的评议。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小说的叙述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小说创作逐渐走向繁荣,这种繁荣也带来了小说叙述模式的多样化,除传统单一的线形叙述模式外,一些更为复杂的叙述模式也深为作家们所青睐,包括交叉性的立体重叠叙述模式、蒙太奇的自由组接叙述模式、冥想式的个人化叙述模式等,叙述模式的多元并存对新世纪小说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英文）

“南京大屠杀”是中外战争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虐事件,诸多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之进行了书写。然而,目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研究却相当薄弱,还停留在单个作品分析的阶段。因此,有必要从民族国家观念出发,对中外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进行整体研究。中国作家、日本作家、华裔和西方作家以不同的话语立场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的讲述,他们对日军暴行的解读或侧重“大屠杀”,或侧重“强奸”;在写法上则有“将军写法”和“士兵写法”两种。中国作家把大屠杀当作中国人的劫难和抗争来叙述,在观念上存在整体民族主义和阶级、政党民族主义的区分;日本人的小说既包含真实呈现和历史反省的成分,又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虐杀;美籍华人和西方作家的小说充盈着宗教情怀和对人性、生命的反思,但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把大屠杀演绎成西方拯救中国的故事。近年来,为秦淮河妓女立传、为外国传教士大唱赞歌的故事模式,引领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潮流,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     

小说艺术的理性魅力探寻

小说是一种具有独特品性与功能的艺术,小说的描述对象是人与人的生活.人的价值、意义以及人的终极目的,这些人类初始就一直被探索的问题,至今仍被诸多小说作者通过对人的种种行动、语言、内心等形象地再现而不懈地探索着,这便使小说具有了哲理的蕴含,充满了理性魅力.作家在描写外在世界、叙述人类行为的同时,更注重全方位地表达自己对人生世态的看法.小说不仅描述人和人的生活,而且能从容地吐纳各种关于生活意义的本体思考,表现作家对存在价值的独特认识.小说理性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情与理的高度融合、艺术形象的思辩色彩、叙议结合的理性抒发是使小说具有理性魅力的重要方式.     

中国小说的休闲文化景观研究——以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为中心

文化景观是自然景观与人类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文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是指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迥异的文本特征与文化内涵,休闲文化景观则是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的不同的休闲文化类型.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小说流派异彩纷呈,抗战小说、伤痕小说、改革小说、乡土小说与都市小说分别展现出悠游自适、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纵情恣意和自得其乐的休闲文化景观类型.这5种休闲文化景观体现着不同的休闲姿态、休闲气质、休闲立场、休闲气度与休闲格调,同时它们分别与五行学说中的水、金、木、土、火的特征不谋而合,凸显了中国当代小说和谐统一的精神特质.     

摆脱与纠缠--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精神意象

本文论述了新时期乡土小说创作中作家精神意象的更迭 ,由此前的漂泊—回归而转向摆脱与纠缠。作家的精神意象并不仅仅来自于作家主体本身 ,而是更深地根植于知识者与乡土社会的关系的变迁中。回归—漂泊的精神意象中主要表现为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乡土社会之间的差异性 ;摆脱与纠缠这种精神意象中 ,主体的个体意识并未完全确立 ,或者说这种主体的个体意识正在努力的确立的过程中 ,回归—漂泊多少是因为回归者与乡土世界的隔阂造成的 ,摆脱—纠缠这种精神意象中它首先表现为人物内在的精神冲突 ,集中说来就是主体的个体意识生成的意欲和这种努力受到障碍的矛盾所造成的痛苦。这种矛盾体现在创作中的感觉方式到人物塑造到叙述方式等一系列的艺术过程 ,甚至可以说它不但体现在这些艺术过程中 ,它还推动着这些艺术方式的产生与选择     

世纪之交的甘肃乡土小说研究

从梳理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入手,分析了甘肃乡土小说的特质及存在的缺陷。     

困境与超越——论王安忆小说的叙述策略

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不断遭遇叙述困境,于是她不断转换叙述方式与策略,努力实现对困境的超越。早期小说采用独语叙述,感受深切而格局略嫌狭小,"流逝岁月"系列小说转向全知全能的客观叙述,表现逼真但欠缺必要的情感冲击力。此后,王安忆小说一度呈现出理性的纯叙述姿态,小说形式却走向坚硬。90年代中期以来,王安忆凭借自由状态的无名叙述策略使小说的感性与理性得以很好地结合。在此过程中,王安忆始终以寻找故事唯一的叙述方式为叙述原则,从而达到对叙述方式的理想建构。     

邓一光小说的叙事艺术

以家族生活为叙事主体,讴歌父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表现蒙古族强悍、奔放的草原文化精神,总体上构成了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小说的话语模式.而从叙事艺术上看,邓一光小说广泛融合中外叙事艺术,在继承与发展民族叙事传统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同时积极展开浪漫主义的诗意想象,通过风景描写与穿插英雄故事、神话传说等强化抒情色彩,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采取编年叙事、实行紧张情节与日常生活情节的不断转换与将诗歌引入小说,是邓一光小说继承与弘扬中国民族叙事传统的主要内容.而设置晚辈视角、采用倒叙特别是交错叙述、插入书信体样式,体现了邓一光小说对现代叙事艺术的合理借鉴,并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叙事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叙述视角与文学交流:是谁在操纵读者的同情心?——以《印度之行》为例

小说作者的全部努力都为着一件事:感动读者.小说读者的孜孜不倦也只为着一件事:被小说里的人物感动.读者在被小说人物感动的过程中,是受到小说作者的个人意图、叙述技巧和叙述者身份与地位的引导和制约的.英国现代小说<印度之行>的作者通过叙述视角来达到控制读者情感意向,从而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心.这说明距离和主体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过渡的连续性和发展性,     

漫谈二十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漫谈二十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于文秀徐秀梅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乡土文学”（这里主要指小说创作）是继“问题小说”、“自叙传”小说后出现的又一股较为突出的文学潮流，它主要是指本世纪２０年代中期，一些侨寓城市的作家，描写故乡农村（或小城镇）的生活，并带...     

执著的追求：对于人的求证及其叙述

对于人的追寻确认与叙述 ,是中国 2 0世纪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 ,这一主题在世俗化的文化语境下 ,正在被弱化。陕西作家冯积岐以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与生命情感体验为基础 ,执著地求证着人的价值和意义 ,叩问着人究竟应该怎样生存。并在叙述艺术上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表现出自己的艺术个性 ,进而与中国当代文学相融会 ,显示出了其文学价值。他的文学创作 ,对进一步思考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某种现象 ,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文学史价值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女性书写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流文学之外的重要收获。张爱玲的小说以婚恋题材为切入点,对“女性神话”进行颠覆,对生命本真进行思索,展示了人类生存欲望与生存困境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达到了对现代人种终极意义上的关怀。     

新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婚恋伦理叙事研究

新世纪以降,女性作家对乡土社会转型期婚恋伦理的关注较为集中。其创作从夫妻双方自我认知、婚恋情感性因素、多角婚恋现象等维度审视具象伦理形态,对乡土女性性别意识深陷传统男权压抑与现代消费文化诱惑的双重困境进行揭示,对农民文化心理的现代性迷思与道德观念异变进行解析。整体而言,作为百年新文学乡土婚恋叙事的承续,女性作家的婚恋书写在传统的共鸣中凸显出女性经验美学的特性,而作家在时代语境下价值心态的游移,成为其创作提升所面临的首要难题。     

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叙事话语的比较

"展示"与"叙述"是文学创作的两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判断一部作品的叙事话语是"展示"还是"叙述",一方面要看作者创作时是否尽量将自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还要看作者对叙事对象是否进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因为,"展示""属于通过状态、事件的细节性、场景性的表现,并以最有限的叙述者介入为特征的类型",而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的小说文本恰恰具备了"展示"这种话语类型的文本特征.所以,我们说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都是以"展示"为主要话语形式的文本创作,二者在叙述话语上具有可比性:对叙事对象都进行"隐匿式"的文本叙述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     

明遗民小说中的"大清"形象

明清时事小说中的遗民小说大多存在一定的故国之思,但对于明与清(后金)的矛盾,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有的对大清恨之入骨,有的避而不谈,有的则将大清描绘成了救世主.这主要源于遗民作家的尴尬处境,源于其内心悲哀与恐惧的双重变奏.对大清暴行的叙述,是发自内心的对故国的悲悼与对大清的痛斥,是一种实录;而对大清的避而不谈以及歌功颂德主要源于对新朝的恐惧,是作者有意采取的曲笔.     

鲁迅小说的叙述艺术

现代论者认为:决定小说美学价值的必然因素是叙述,而不是故事。被誉为我国小说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和总突破的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曾强烈地震撼青年读者的心,并产生巨大影响,这固然有思想内容和小说观念上的突破,然而不能否认,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形式上的创新。如同茅盾所说:“在中国的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这“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大都体现在叙述方面。鲁迅小说不仅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那种具有强大艺术表现力的叙述方式,而且还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多种优秀的艺术传达手段,从而打破了中国旧小说那种僵化的叙述模式,创造出多姿多态的新的叙述体式,使中国小说获得了新生,并拓出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拙文拟从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基调、叙述手段等四个方面对鲁迅小说的叙述艺术试作探讨。     

“帐簿”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

由于古代小说通常按照史书"系之年月"的历时顺序叙述故事,而这种叙述方式又如同记账,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帐簿"叙述."帐簿"叙述首先是一种"拟史"叙述.因"帐簿"叙述本身存在着时序刻板等缺陷,故张竹坡等人不满于把有意"错乱其年谱"的<金瓶梅>等小说定性为"帐簿",提出了"变帐簿以作文章"的创作追求,这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小说"如史"而"胜史"的期望.凭实说来,"帐簿"叙述曾经以其文化底蕴有功于小说的文本建构,一方面,佛教因果性的孽偾观念推出了一批借还性质的"帐簿"小说;另一方面,受道教功过观念的影响而在民间社会流行的记录善行与恶行的"功过格"也催生了一批报应性质的"帐簿"小说.     

悠悠乡关情——评陈忠实的散文集《乡土关中》

陈忠实的散文集<乡土关中>以潺潺而流的语言、娓娓而谈的闲话方式描述了关中大地上的历史变革、人文景观、乡土风物以及作家乡村生活的审美体验,既展示了关中大地独特的风土魅力,又表现出作家对关中乡土文化的深深眷恋,成为西部乡土散文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