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研究三题

一、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 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 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 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 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 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宋明儒家所面临 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 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 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 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     

现代新儒学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构

现代新儒学面向现代社会生活,回应如何沟通科学与哲学、智性与德性的问题,援引西方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心性之学,成为重构理想人格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学者多以"知识分子"来对接"士"、读书人,发挥"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得以身载道的君子传统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点。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述有不充分之处,却在拓展儒学价值领域的同时,对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他既注意清除儒家思想已经僵化的躯壳，又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宏扬光大。他从现代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并转换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英明地预见到儒学的现代价值。他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因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起了前导和先驱的作用。     

新儒学与现代性

如所周知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典型地代表了进入统一的“世界历史”以来早期“先进的中国人”被迫开启近现代化历程的理性自觉。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成熟形态与主要代表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一起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鼎足而立的三大现代思潮。在基本的理论旨趣上 ,新儒家是主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 ,在强调向西方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方面 ,新儒家与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西化派之间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但是 ,由于…     

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兼谈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现代新儒家的所谓返本开新,就是反传统儒学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返本开新说提出的主要原因,是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推崇。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途径,是与现代新儒家的整个价值系统密切联系的。返本开新说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缺点和局限。我们应该在审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思想的同时,引出借鉴和教训,从而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之主脉,历代学者无不乐于寻其精粹而不疲。为推动儒学研究,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倡导下,以"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按计划分先秦、汉唐、宋明、近现、现代依次进行。2011年5月13日至15日在杭州举办的"宋明时期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即属该系列研讨会之一。此次会议由国际儒联、浙江省儒学学会、浙江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笔谈)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 ,其中 ,有两种于 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期我们特邀了我国著名的新儒学研究专家郭齐勇先生、郑家栋先生、颜炳罡先生、李翔海先生和姚才刚博士、王国有博士 ,对我国近年来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视域对当代新儒学加以定位 ,给予前瞻 ,在新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有的学者认为 ,现代新儒学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 ,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 ,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 ;另有学者则认为新儒学没有真正找到重新切入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途径 ,儒学只能够作为“游魂”走入新世纪 ;还有的学者从抽象的文化观念、脆弱的理论前提、虚假的问题意识、消极的实践意义几个方面探讨新儒学的缺陷。这些争论很难完全达成共识 ,但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以牟宗三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新儒学核心关切是要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初就是从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当代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既要开出科学,又要让科学受到价值理想的指引。牟宗三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新儒家认为,从人有限而无限的本质规定中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的三种关系,由此证成生态伦理,技术困境亦可从中得到启示。从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开始,其科技伦理思想更加自觉并走向深入。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儒学热的冷思考

儒学热是以现代新儒学及其研究成果为其学理基础的,儒学热与人们热爱传统文化并试图恢复这一传统的情感诉求有关,媒体的宣传造势也有推波助澜之功效;儒学热也与意识形态本土化等政治诉求关系密切。这股儒学热实质上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其中包含有"法先王"的历史意识、儒学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借儒学之名推行政治儒学及其理念等内容。如果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掺杂过多的其他因素,儒学有可能以被复兴的名义而丧失其生命力。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研究——兼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人们一谈起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很自然地会想到方克立先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近４０万字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以下凡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方先生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此略述一二。一、运筹...     

新儒学作为文化哲学的限度

现代新儒学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文化哲学思潮 ,它给处于危机和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域。正因如此 ,新儒学成为现代汉语言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 ,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 ,必须看到 ,新儒学在文化观念、理论前提和问题意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偏失 ,在文化转型的现实实践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意义 ,有必要对新儒学的限度进行反思。一、抽象的文化观念文化 ,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 ,也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前提 ,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创造了文化 ,并在文化的创造中创…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