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时期日美关系研究述论

首先从宏观上介绍了日俄战争时期日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其次从美日远东政策、西奥多@罗斯福与日俄战争、日本宣传外交与美国、<桂太郎-塔夫脱协定>的评定四个方面阐析了当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分歧点.最后依据前两部分的分析得出结论日美均是赢家,真正的输家是沙俄.     

日美谈判与中国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日美谈判,是日美为了缓和双方日趋尖锐的矛盾而举行的外交谈判.日美谈判对日本来说,是想利用三国同盟及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对美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对日让步,以便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中国问题和东南亚问题;对于美国说来,则想通过谈判,在中国问题上与日妥协,以牺牲中国抗战利益来满足日本部分要求,达到阻止日本南进和拆散三国同盟的目的。因此,中国问题在日美谈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日本文化与当代日本外交--兼析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

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 ,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 ,以至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 ,他们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本文对战后日美关系的文化因素进行了浅显的尝试性的分析 ,集中阐述了美军占领时期日本的“无常”表现、提升“自主”权益中的日本富国意识因素、维持日美“基轴”关系与对美“说不”及其文化动因等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对美政策

冷战后的俄罗斯对美政策走上了一条艰难道路 ,其重大变化是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在大国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影响下 ,俄对美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寻求合作 ,避免孤立或发生对抗 ;反对美国“挤压”,维护本国安全 ;推进多极化 ,反对美国独霸世界。处在内外困境之中的俄罗斯对美政策具有被动性、灵活性等特点。而且 ,它虽有强硬色彩 ,但其基点在于同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当前 ,这一政策不可能主导俄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却有望取得一定成功     

论太平洋战争前10年的日美关系

日美关系一直是东北亚国际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伙伴与对抗是两国间关系的基调。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0年时间内,日美两国围绕伪"满洲国"的正统性、"门户开放"政策、华盛顿体制、海军军备和所谓"东亚国际新秩序"进行了长期的外交交涉。由于日本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权是双方不可退让的基本国策,因此两国最终从对抗走向对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两国清除恩怨关系的最后手段。     

“宫泽主义”与日美外交

今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出访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了强调以亚太外交为中心的“宫泽主义”。宫泽首相说,该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外务省官员称:“这次是自1977年福田首相访问东盟发表福田主义以来,我国制订的综合性的对亚洲政策”。“宫泽主义”的发表是日本政府对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所做出的进一步调整,标志着日本美亚并重的外交倾向。它不仅给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因素,也将给日美关系乃至日本的全球外交带来深远影响。     

论美日结盟的三大因素

作为冷战遗留问题的美日同盟,之所以能在冷战后继续加强,与日本的两大传统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一是日本外交政治传统中同时具有欺弱的侵略性和仰强的依附性,是美日结盟的必然因素之一;第二是日本国民性中的神皇文化积淀有利于美日同盟冷战结束后继续存在和加强;第三是西方民主和评论的链接性因素使得关日彼此认同为同质国家,并共同应对可能涉及美日的潜在威胁。     

中日美三国体系框架下的日本新政权

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日本新政府内外政策的核心已初露端倪。稳定并振兴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重组日本经济结构、恢复民众对政府和未来的信心是新政府对内的重要任务。外交方面,如何处理好与中美这两个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大国间的关系是对新政府外交能力的考验。日美间就日本在印度洋对美供油问题上的若即若离显示了日本既想改变传统的美日同盟关系中"大带小,小服大"的不平等局面,又难以真正脱离美国实现自身目的的尴尬局面;对华关系方面,鸠山政府大力推广的"低碳革命"理念不仅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重组的需要,更有借此争取在中日关系上更有利地位的政治动机。而在与中国保持更为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领土等一系列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鸠山政府同样需要做好功课。无论鸠山政府对美和对华政策有何新意,都体现了一直以来日本追求其"普通国家"地位和政治大国的诉求。     

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这种困境既源于日本战败与朝鲜战争后中美对立的亚太国际政治格局,也归结于日本的战略选择.大平内阁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推行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其对外战略解决了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困境,影响着198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美平衡外交

苏联解体后,基于新独立国家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吉尔吉斯斯坦充分利用俄美在其国家的利益追逐推行大国平衡外交.客观地讲,吉俄美平衡外交虽说为国家转型在政治经济上提供了国际资源支持,但在俄美矛盾中求生也给其国家政局稳定带来了巨大灾难.本文从转型的视角揭示吉俄美平衡外交的动因、本质特征、成就与问题,探寻其未来走势.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外交思想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与美国关系开始的,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是对美外交战略和决策的制定者实施者。 一 从1936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为毛泽东对美外交的第一阶段。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打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平衡。面对新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把中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对美政策

冷战后的俄罗斯对美政策走上了一条艰难道路，其重大变化是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在大国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影响下，俄对美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寻求合作，避免孤立或发生对抗；反对美国“挤压”，维护本国安全；推进多极人，反对美国独霸世界。处在国内困境之中的俄罗斯对美政策具有被动性、灵活性等特点。而且，它虽有强硬色彩，但其基点在于同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当前，这一政策不可能主导俄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却有望取得一定成功。     

论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

论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董继民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是美俄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但国外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非一致。林肯政府的国务卿Ｂ·西华德当时就写道：“俄国早就成为我们的朋友，至今仍然未变。”①前苏联学者Ｍ·Ｍ·马尔金只强调友好的一面，回避矛盾的一...     

论日美安全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日美安全体制是联系战后日美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影响世界战略格局的关键因素。本文从研究战后日美关系的基本格局、走向出发,结合对国际形势和日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论述日美安全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比较日美安全体制在建立初期以美国为中心的单向结构和60年代后转变为日美相互合作依赖的双向结构;同时对这种变化进行评价。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研究——以“吉田主义”、“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中心

使用诠释研究方法,在综合历史事实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析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关系。"非对称性"前期使得日本得以安心发展经济,完成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中后期则促使日本重视自助能力的建设、扩大政治影响力。所以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既可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资源,又可以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隐藏变量。     

"亲美入亚”与冷战后的日本亚太战略选择

日本传统的亚洲观始终处于"脱亚”或"归亚”双重的困惑之中.随着冷战的终结,它开始向现实的"亲美入亚”战略转换.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论是日美安全保障重新定义的依据;自由的制度论是建立日美经济同盟,实现日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亚洲外交中心构图体现了日本充当亚洲盟主的企图."亲美入亚”战略转换,来自日本国内的支持力是保守、革新两党价值目标的趋同.经济主义是这一趋同形成的原因.     

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内涵与启示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奠基人,毛泽东对美战略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杰作。从相互对立到中美建交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尽管中美两国实力不均衡,但在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始终能够较好地维护中国利益,把握和主导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局。在中国实力日渐增长的今天,研究毛泽东对美外交战略思想对处理中美关系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菅直人内阁秉承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立足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亚洲国家展开日本外交。其中,亚洲外交与政策成为菅直人内阁外交中最重要的课题。对美关系基本上属于依赖与维持型的关系;而同亚洲的关系则属于增长型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新内容且更加充满活力。菅直人内阁重视对亚洲、中国的经济关系,认为越来越起到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中日撞船事件中的错误对策却导致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菅直人内阁也重视韩国、东盟和印度等。借日韩合并100周年之际,以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来拉近日韩两国的关系。     

华盛顿会议与日本

华盛顿会议是现代远东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日美两国对于远东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一次总清算.以华盛顿会议(以下简称华会)为标志,日本外交进入了协调外交时期,重视和强调国际协调成为满洲事变前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本文试图从日本参加华会的意图和得失、日美妥协的内幕以及华会对日本外交的影响等多种角度探讨华会与日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