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自由与人格完善——对孟子与列维纳斯的一个比较

列维纳斯反对意志自由,他以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为对他人负责的表现,孟子反之,孟子以其内在的良知主宰自我的生命,遵从自我的良知之意即为对他人尽责,孟子与列维纳斯的共同处仅在于,他们都把完成对他人的伦理责任作为某种自我完善的门径。孟子与列维纳斯的成德之途的歧异,主要地是由于孟子有对"恻隐之心"的体验,而列维纳斯则体认到"感受性",二者的"隐默之知"不同;同时,也部分地是由于孟子继承了天命内在于心性的儒学传统,而列维纳斯则受到上帝外在于人的犹太教传统的影响,二者所处身于其中的文化背景不同。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怨”与“乐”:王昌龄、王建宫女诗情感差异探因

盛唐王昌龄的宫怨诗与中唐王建的宫词,在诗歌史上均颇有影响.两人虽都于诗中描写了宫女妃嫔,但她们的情感心理却显有区别,王昌龄突出表现的是宫女之"怨",而王建突出表现的则是宫女之"乐".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创作的材料来源有别,题材性质各异,仕宦经历不完全相同,表现手法互异,以及盛、中唐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的悬殊.     

论孟子的经济思想

孟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为恒产学说,主张使封建小农有百亩田,五亩宅,树木家畜的私产学说,其目的在于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二是小农经济理论.从战国社会发展中,孟子认识到封建个体小生产农民经济,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他构想出一个封建小农经济模式,希望当时的统治者采取有利于这种经济发展的政策,如"薄赋敛"、"勿夺民时"等,使封建经济得到发展;三是孟子的财政赋税观.孟子主张单一农业税,反对当时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税同时征收的制度.孟子反对重税,但也反对过轻的赋税,主张在"取民于有制"的同时,也要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他主张征收生产税,对于不创造财富的部门和人不征税.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修身”和“治国”的论辩——荀子对孟子学说的批评

荀子和孟子的不同,主要体现对修身和治国理论理解上的差异。孟子学说本质是一种修身之学,一旦用于治国,则迂阔难通,充满了道德理想主义。荀子对孟子的批评就在于此,他的性恶、礼乐等学说,主要针对社会大众,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     

孟子历史观评析

<正> 学者多把孟子的历史观归纳为三个方面: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说他是英雄史观,因为他主张圣君贤相创造历史,这在《孟子》中是有据可查的。至于说到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这恐怕是在分析史料时产生的某些误解。诚然,孟子是说过历史是在一治一乱中前进的,但是,这只是他的治乱观,还不能说就是他的历史观,因为孟子并不认为     

康德与孟子伦理思想之比较

在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上,康德和孟子都肯定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人格尊严.在道德与幸福的问题上,康德与孟子都认为道德与幸福是对立的,但是康德通过"至善"来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对立,而孟子坚持儒家重义轻利的伦理精神,在道德上并不肯定追求个人利益或幸福的行为,并未自觉反思道德与幸福何以能统一的问题.在理性与情感的问题上,康德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二分的义理架构,而孟子的道德体系是一个理性与情感合一的义理架构.康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并不同于孟子对道德法则的"愉悦感".     

刺政、舒愤与唐代怨诗

"诗可以怨"具"怨刺上政"和"舒心志愤懑"两个向度,虽正统思想重在"中和",但钱钟书先生仍指出了经学家的异端看法,列举出从何休以来刘勰、钟嵘等人对"可以怨"思想的发展。而韩愈对怨诗的肯定,可看作是唐代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白居易所论也与之相辅。若不包括讽谕诗及宫怨、闺怨等诗,因唐代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活及所行制度,使得怨诗有了各自的生成机制。唐人的怨诗主要可分为四类:怨战、迁谪、落第、离别,它们多是以真情动人的好诗。     

时中·时变·时积——教化论视域下荀子"时"的思想探析

荀子的礼是独立于性情之外的礼之理,具有道德理性的知性特征,这种知性不是脱离情感欲望的抽象理智,它的智能正好就表现在把可教化的本能情感和欲求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可塑的、发展的普遍性的整体,荀子以遵礼为前提,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之中,针对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合乎权时的行为,这种权时的行动是以尊重人的价值为先导;同时,在处理经权关系时,把经所依据的道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本,而荀子的道就是礼道.在此礼道的规约下,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恰当地处理道德行为,是孟子所说的"圣之时者也",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应遵从稳定的道德规范以及对一定人伦之则的认可.     

立人极、续道统:宋儒视域下的"孟子与《易》之关系"思想发微

在面对《孟子》文本中并没有引用《易》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宋儒仍坚持"孟子是知《易》"的,并从义理的角度加以阐释.他们之所以重视孟子和《易》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一是为了肃清汉儒解经的繁琐与随意,力求恢复儒家经典的义理思想;二是从"道统"传承的角度出发,认为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集大成者,以此来抬高孟子和《孟子》一书的地位,重...     

教育评价与归因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影响

教育评价与归因方式都是反映人们认识观点的理论.前者说明教育者的评价在受教育者身上实际所产生的影晴,强调的是被育者的传导作用;后者强瞩作为受教育者的个体对成败原因的认知作用,是从行为的结果来阑述行为的泡起,强橱受被育者的内省作用.若把评价与归因都作为两种动机理论来考察,在教育过程中,两种方式是经常运用、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评价与归因对受教有者的心理彤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果,却在往被被育者忽略.本文试图就两种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影一及其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评价与归回们导略抒己见.     

论道德之“见”的认识困境——也谈《孟子》“见牛未见羊”

近年来,学界对《孟子》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现象多有阐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儒家道德之"见"的广泛关注。其实,《孟子》论"见牛未见羊",阐述了因"见牛觳觫"而产生"德性之知"的德性主义认识路线。在这条认识路线中,"见"不仅可以使见者体认本心良知,也使某些无良被见者有了欺骗君子"以方"的可乘之机。"见"在促成德性之知的过程中积极有为,但也隐藏着诚与欺的认识困境。无疑,摆脱这种道德认识困境对当前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不忍:孟子仁爱思想的情感根基

人们通常认为孟子所讲的"不忍"是"性",但实际上"不忍"是"情",是自我对于他人的一种情感。正是因为每个人生来都有不忍之情,所以每个人都能行道德之事,做仁爱之人。但由于受到"利"的影响,人们的情感开始变得麻木,开始残忍地对待他人,而这正是现代社会道德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孟子的思想

(一) 孟子的身世孟子名軻,本魯邑鄒人。他的先世不可考,趙岐的孟子题詞说:“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魯也”;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到了他的时候,已經是貧寒的居民了,韓詩外傳曾經有“孟子少时誦,其母方織”的話;但他有过受教育的机会,史記本传说,“受業子思之门人”,足見他是孔门的嫡传。虽然他是一个早已沒落了的贵族,在当时的游士階层中他变成一个顯赫的人物,他經常是“后車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并曾經一度为齐卿,孟子公孙丑篇記載一个故事道:     

论孟子“好辩”的话语依据及来源

孟子把自己"好辩"的原因归结为对杨朱、墨翟等人的批判,这使他为战国儒家赢得了"好辩"的名声,但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为什么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时人经常辩论。因此,孟子的"好辩"来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有对杨朱、墨翟之言的反攻,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更有齐地"好辩"风俗的影响。与稷下学宫的"利口善辩者"相比,孟子的"善辩"在方法上还稍显逊色。当然,孟子的"好辩"并非仅仅为了取胜,其中更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制约。孟子对辩论的"不得已"态度,源于孔子对言辞功能的怀疑,而孟子对于辩论的开拓影响了荀子的立论方式。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

儒家推重六经之教,早在孔子时就已奠定儒家化的六经系统。而孟子奉行的却是"五经"系统,有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称引与论说,然而独不言《易》。孟子不言《易》的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卜筮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证成及其实践意义

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何以要对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担负道德责任？何以能够在事实上担负道德责任？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理论伦理学的根本性问题，前者可视为规范论的难题，后者可当作德性论的困境。对此，康德给出了有别于从行动主体外部寻找根据的路径，这形成了他两个世界理论的逻辑起点。若一个行动的动因不是出于行动者的决意或意向，而是出于外部的决定，那么他就不是自主的行动者，他遵循的便是因果性规律；若行动者把自己视为其行动的最终发动者、承担者、责任者和评价者，他遵循的则是自己制定的实践法则，康德将这一行动根据称为原因性逻辑。而完成归责的根本道路就是人通过理性和意志将其自身划分为同时属于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成员，前者对后者具有逻辑在先的性质，它可以依照实践法则对自己属于感性世界的部分实施支配性要求，其本质是特殊意志即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对一般意志即效用动机和实用理性的主导性作用，以保证他的行为是出于义务，而不是简单地合于义务，更非反乎义务。康德的两个世界理论及其对自由意志的证成之于当代道德哲学的重构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是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如何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运用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     

孟子民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孟子是我国战国前期最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关于孟子的经济思想,近、现代学者特别是建国以后的许多研究者已经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研究者更多。本文试图将孟子的经济思想同民本主义联系起来,把他的经济思想看作是民本主义的表现来进行考察。从这个新的角度,揭示孟子经济思想的性质和某些特点。     

从《齐桓晋文之事》看论辩中的逻辑力量

《孟子》一书中的《齐桓晋文之事》,记录的是他向欲行“霸道”的齐宣王讲“王道”的一场精彩论辩,最终以孟子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孟子能够获胜,显然得力于他高超的论辩技巧,得力于他严密的逻辑思维。文中孟子灵活恰当地运用假言判断、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假言推理等多种逻辑形式,使其说理精辟透彻,气势恢宏,令人信服。足见,逻辑是论辩的力量所在。